圆明园建园300年：是否修整成争论焦点

　　圆明园，意如何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发自北京

　　2007年是圆明园建园300周年。三百年前它是万园之园，一百多年前它惨遭兵匪焚掠，三十年前它是故宫禾黍，如今它陷入尴尬茫然。数十年来，它不断地变得簇新、鲜亮，也不断地变得丑陋、破败。该如何对待圆明园？中国没有答案。

　　秋天早晨的圆明园是晨练老人和流浪猫的天下。一匹杂色的老猫懒洋洋地趴在青砖垛上，守望着在不远处打太极的红衣老太。泛潮的青砖从他们脚下向四面延伸扩展，近看，这些青砖勾勒出一组宏大建筑的基址，远看它们组成一个新鲜完工的广场，只在局部用玻璃罩起两个观察孔。玻璃罩下衰草掩映残石断砖，它们的前身是“含经堂”——以“十全老人”自居的乾隆为自己修建的归政养老之所。这是一组集锦式建筑，书房、寝宫、佛堂、可演升天入地大戏的双层戏台，由宫女太监扮演商家顾客的买卖街，凡乾隆能想到的无所不包。

　　现在，青砖抹平了一切。

　　这种粗糙的重建模式正在被复制。尚未对游人开放的圆明园西部景区正在为奥运加班加点。高低错落的遗迹基址用土埋好、垫平，一般高的青砖墩豆腐块一样覆盖其上。文化石包青砖的“夹心桥”取代了原本的石桥。

　　历经1860年的“火劫”；历经1900年外敌内匪联手砍伐奇珍异木，让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的“木劫”；历经从北洋官僚到1950年代十大建筑、1970年代人防工程的“挖石不倦”；历经1917年到2000年，几辈农民战天斗地、备战备荒的“土劫”，这些建筑基址本是圆明园最后的家底。

　　为了还它们本来面目，北京市曾花了22年和4.3亿人民币用于圆明园占地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到2006年5月，除前身为延安保育院的101中学外，13个单位和785户居民离开圆明园。

　　三百年后，圆明园似乎又回到了它在1707年建园时的起点。只是，在5200亩上风上水的土地上画怎样的图画，今天的建设者并不像三百年前的“样式雷”家族那样成竹在胸。

　　三百岁，生日不快乐

　　修什么，甚至修还是不修，如此基础性的问题又回来了。中国该怎么对待圆明园？问题又一次回到了27年前的起点。

　　10月20日，在“纪念圆明园建园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谈会上”，94岁的汪之力呼吁尽快恢复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并按原样重建总体十分之一的建筑物。1950年代，汪之力出任建筑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0年代牵头起草《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汪之力强调，恢复山行水系及植物配置，重建十分之一的古建筑，早已写在2000年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文中，规划经北京市政府及国家文物局批准，具有法律效力。比照这份规划，圆明园管理者在过去的7年中不作为。

　　次日，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孔繁峙接受《北京日报》的采访，解释了何为“重建十分之一的古建筑”，他称10%多指宫门及院墙。“圆明园的性质是遗址，复建是为了明确遗址完整范围。”

　　照此说法，“重建”工程竟已在悄无声息中接近完成。圆明园管理处新闻发言人宗天亮曾在9月间表示，近年完成的含经堂遗址复建、小卖部、厕所、快餐店、休息点等总建筑面积已近14000平方米，而盛时圆明园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十分之一的古建即17000平方米。“按照他们的说法，古建就是宫门和厕所！这可能吗？”11月8日，汪之力情绪激动地问记者。

　　修什么，甚至修还是不修，如此基础性的问题又回来了。中国该怎么对待圆明园？问题又一次回到了27年前的起点处。

　　27年前，圆明园已经基本从地理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张恩荫1955年到北京后一直住在海淀，但一直到1970年代才在别人的指点下知道车窗外荒草和杂树掩映的地方曾经是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的圆明园。又过了很久，他才知道“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在当时，张恩荫并不是无知的特例。世居中关村而不知道圆明园的大有人在。1980年代，《北京日报》一篇报道圆明园的文章，除标题外，正文提到圆明园的地方都写成了“元明圆”。

　　当时，不为《北京日报》和张恩荫了解的圆明园是朱世忠们的天下。1918年，朱世忠的父亲朱德印迫于生计，从河北老家投奔看守圆明园的亲娘舅孟老爷，开始看园，后来在舍卫城附近盖了房，开了13亩地。到了1970年代，朱世忠的6个儿女前后在圆明园长大成人，其中4人在园内务农。他们和散布在圆明园的七百多口劳力组成了海淀公社的7个生产队。

　　几十年间，社员们垦荒种地、填湖植稻，积粪、养鸡养鸭喂猪，开豆腐坊、盖房。圆明园230座山丘里80座被挖过，大部分河湖都成了水田。平整开阔些的土地则被先后入园的大小单位占据。高干子弟学校101中学是第一个。

　　如今，这番景象已被刷新，但是今作也难称佳构。今天的圆明园已经逐步清理了占地单位，但植物配置、山形水系和建筑仍然凌乱。从圆明园南门进园，人们的第一印象会是出租皇帝服装照相的小摊，第二个印象则是毫无章法的植物群落，种得密不透风。对圆明园山形的批判也很多，说一个个跟馒头一样，以前，圆明园的山虽然不高，但是有各种变化，现在都一样。

　　在尚未出台整套实施方案的情况下，一些复建工程边考古边进行了，工程质量本身并不让人满意。“瓷砖、一揣就倒的栏杆……什么都有。”圆明园管理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垂涎圆明园的土地的更多地是经济利益体，在1980年之前，觊觎它的土地的则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等单位。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特意就此事作过批示：不批了，被前人毁掉的东西，今后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可以考虑重建。北京市政府据此作出“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批示。“其实周恩来的意思是，圆明园只拨给101，”一位研究圆明园历史的学者说，“101对圆明园的破坏非常大，它占了绮春园1/3的地，并且不拍照不测量，直接在遗址上建。而且这么多年，还一直向四周扩张。”目前，101中学是圆明园内惟一一个获准暂缓迁出的单位，尽管它的上地新校区早已建好。

　　101中学的口子一开，市级、区级单位在“文革”前后大量进驻，形成圆明园内一个个割据的独立王国。

　　1975年的一天，人大清史所教授王道成步行入园，环顾四周，除了农田民房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蛙声蝉鸣、田间流水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当时王道成的脑子里就浮现出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就像淹没在热带密林中的吴哥窟，荒僻群山中的马楚-皮楚一样，当时，圆明园的存在也曾经不为人所知，不同的只是，它就在北京，巨大醒目，人们却视而不见。遮蔽它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中国式的时代荒谬。

　　到1980年，这个国家中终于有人开始试图拯救这片废墟。那一年，园中清帝处理政务的正大光明殿已经成了海淀垃圾总站。

　　27年前，“定了性”

　　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作为圆明园 “出路”的想法，从1980年开始轮廓初具。

　　只差了一点点，高档宾馆就矗立在了圆明园遗址当中。1980年，当曾在建筑科学研究院任职的汪之力通过内部消息得知此一规划即将被批准的时候，圆明园已经成了诸侯割据、治安混乱、臭气熏天的死角。

　　尽管已经面目全非，上风上水且面积广袤的昔日皇家园林，仍然引起了高层的注意。“这么好的一块地方，变成宾馆饭店太可惜了。”为阻止即将生效的规划，汪之力带荣毅仁到圆明园踩点。红色资本家萌发了引进外资“开发”圆明园的念头。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汪之力说，因为政治风险太高，这个念头很快破产。在圆明园前途依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汪之力在国家部委、北京市政府的老战友中广为联络，策划并起草了一份《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号召对圆明园进行保护、研究和整修，“我们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重建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贡献。”

　　1583人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字，列在前面的有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史良、荣毅仁……超级豪华的签名阵容可见“整修圆明园”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所占地位。“整修整修，还我河山锦绣”，将军诗人张爱萍为圆明园题的诗一度成为时代最强音。

　　1980年10月18日，倡议书公开发表，整修圆明园政治正确与否争议随之而来。

　　198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高调质疑“整修”的合理性：“我国近十亿人口，现在还很穷，问题成山，需要大量经费解决”。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派观点，有人联想起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半年之后，圆明园管理处和筹建中的“中国圆明园学会”也以读者来信形式回应质疑，“是逐步整修，不是马上复原”，“整修圆明园是可能的”。《人民日报》同期编发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驻京办赵石民来信，“我月工资40多元，如果(整修)募捐开始，我愿先捐50元。”

　　“三篇‘合围’一篇等于为‘整修圆明园’定了性。”从1970年代开始研究圆明园历史的人大清史所教授王道成说。

　　然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平息。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在《北京晚报》上另辟阵地“周总理曾当面嘱咐我：雷峰塔万万不能重造。鲁迅曾经写过文章，说雷峰塔的倒掉象征了妇女的解放，你有权阻止它的重造”，“我们的经济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修缮古迹文物应该有所选择，要有利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圆明园目前不宜重造”。

　　支持修复一派回应：圆明园遗址正可对全国劳动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还可发展旅游事业，为“四化”创造外汇，积累资金——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作为圆明园“出路”的想法从那时开始轮廓初具。

　　吉光片羽的乐观

　　全园最高山峰不过15米，通常只在10米左右，匠师们善于在小尺度中造成山水相间的险峻、平缓、奇兀、幽深、开朗等境界……

　　争论还在继续，从部队转业到圆明园管理处工作的张恩荫已经和他的同事清理起西洋楼的遗址。厚厚的砂土和一排加拿大杨把今天圆明园为人所熟知的那些大石头掩埋得不留痕迹。加拿大杨是在1950年代由海淀绿化队所植，当时种树，是为了和园内农民争夺荒地，北方最寻常的树种因此种遍了昔日奇花异木遍布的皇家园林。

　　张恩荫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北京语言学院学汉语的法国留学生自愿参加大水法遗址劳动，外事部门如临大敌，调查出这个留学生不是敌特的时候，大水法的清理工作已经过半，圆明园的“废墟美”初具轮廓。张恩荫带着三个工人到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查阅有关圆明园的资料，拓印下黑白的《圆明园四十景图》，1979年11月份，一个介绍圆明园的图文展在大水法前举行，许多日后在“1583人倡议书”上签字的大人物第一次看到了圆明园盛时的图像。7000人参观了这次展览。

　　而3年之前，圆明园还是一片无人问津之所。圆明园管理处做过统计，半年之间开车到圆明园度周末的外国人有五百余位，同期到圆明园凭吊的中国人仅百余人。

　　1984年，福海及圆明园东部修复工程开工。北京市政府拨款675万，海淀区募捐1000万。在此之前，被称为“圆明园鼻梁”的福海是一片农民们垦殖的稻地。

　　动工之前，圆明园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如何解决因整修福海而失地的农民的生计？“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是“多方取计”的结果，由圆明园管理处和振海农工商贸有限公司(原海淀公社)组成。海淀区副区长杜辉亲任公司经理，原来在福海种稻子的农民则农转非成为联合公司的工人。

　　这年年底，胡耀邦在接见当时任《明报》社长的金庸时特意谈到“北京农民要修圆明园，先修一个什么主要是水面的园，占地两千亩，如果国家征地就要一大笔投资，农民自己修，基本不花什么土地征购费”，“修好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就有收入”。

　　同一年，圆明园学会正式成立，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把《圆明园四十景图》拍成照片，作为礼物赠送给刚刚成立的圆明园学会。

　　对圆明园的研究踏实地开展起来，汪之力等人在会刊《圆明园》上撰文，论证修复圆明园的可行性和实施步骤。

　　他们翻阅了国内各大图书馆关于圆明园的资料，从康熙乾隆年间工部料估所所辑19册《圆明园工程图》、18册《圆明园工程则例》到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的样式雷烫样、1933年北平工务局所绘三园实测图，得出结论，圆明园建筑工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复杂，造价也不像想象中那么高，因为它是为清帝追求文人的隐逸田园情调所建：

　　“圆明园建筑极少使用琉璃与斗拱，也不过多彩画，院墙多为白粉墙，有的就用虎皮石墙，柱高、开间与进深和帝王宫殿比，建筑尺寸要小，全园最高山峰不过15米，通常只在10米左右，匠师们善于在小尺度中造成山水相间的险峻、平缓、奇兀、幽深、开朗等境界……”

　　汪之力甚至估算整修所需经费和工期：整修经费为1.6亿元，工程如不间断，则工期预计10年。

　　此时看上去，圆明园的前景开阔而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