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不进现实的中产梦想

　　-本刊记者/张邦松

　　中产阶层分化的现实，同样也改变了中产后备军的命运

　　刘堪至今还在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在毕业时接受那份高薪的邀请。

　　2005 年，刘堪从上海同济大学通讯专业毕业，凭借学校名声和所学专业，他获得了一家外企的邀请，第一年的薪水是7万人民币。但刘堪并没有接受这个邀请，“我当时觉得机会多的是，7万并不能打动我。”他说。他选择自己花钱去考了思科网络认证，他的想法是拿到这个认证后，找月薪至少万元的工作。刘堪觉得，拿高薪，最后成为一个优雅的中产者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一年之后，刘堪怀揣着毕业证和考取的证书开始找工作。但令他深感意外的是，他并没有获得想象中更高薪的职位。“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招聘会，人家一看我只是本科，随手就把简历还给我了，说他们最低要求也是硕士。”刘堪说，他考取的证书也没有给他多大的帮助。

　　最后刘堪在深圳联通找到一份技术工程师的工作，月薪4000元，由于不是应届生，他没有成为编制内的员工。

　　在这段时间里，深圳成为全国

房价涨幅最高的城市之一。刘堪在观望了一年之后，依靠父母给他存下的50万壮胆 ，慌忙中选了套房子，付了3万元定金。付钱之后，他去楼盘看房，才发现房子是在深圳的关外，极其偏僻，生活配套设施也不好。紧接着，8月份深圳房地产市场开始调整，观望气氛浓厚，他最后放弃3万元的定金和那套遥远的房子。

　　至此，刘堪觉得现状已经离他毕业时设计的越来越远了。“现在刚毕业的大学生，很可怜，教育贬值，薪水降低，资源缺乏，机遇缺乏，房价却在狂涨。” 刘堪低沉地说，“原来的那些想法，早没了。”

　　“有时候走在深南大道上，看着周围的高楼，我会问自己，这是属于我的城市吗?”刘堪对《新世纪周刊》说。

　　虽然出身名校，但刘堪说，他身边的同学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与腾讯新闻中心联合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4130人参加)——“你对人生缺乏热情吗”，结果显示，71.0%的人认为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焦虑，55.0%的人对人生缺乏热情。

　　根据统计，大学毕业生平均薪酬已经连续三年下降，平均工资降幅达数千元。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一直是成为未来中产阶级的最大潜力群体。对于刚刚步入社会，就承受巨大生存压力的年轻人来说，很可能需要牺牲再学习能力和生活品质，才能勉强立足。而这一现状的直接后果，就是减少了培育中产阶级的可能。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描述了教育成为美国人社会地位提升机会的始末。从杰弗逊时代以来，大众教育就与推进民主结为一体。而政府也对教育相当重视。进入公办中小学的适龄儿童逐年增加。招生规模的巨大变化加强了地位的平等感，在小城市里尤其如此，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地位或职业地位如何，都可能在同一所高中上学。教育系统所提供的职业技能训练为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

　　19世纪末，每年大约有15万劳工及其子女进入白领中下层。小企业主与劳工的子女是急剧扩大的白领中下层的后备军，他们跻身白领的主要阶梯是学校。通过学校教育，掌握某种技能，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遗憾的是，这种势头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没有延续。中产阶级分化的过程，同样也改变了中产后备军的命运。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曼，在一篇名为《毕业生与寡头》的文章，指出了美国学历贬值的问题。他发现从美国的统计数字看来，真正的财富赢家不是那20%的高技术者，而是1%的新寡头。首先，过去5年来，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事实上是降低了。更惊人的是，从1972年到2001年，收入在前10%的人，所得只成长三成。但是前1%的人所得成长了87%，而前0.1%成长了将近100%。

　　“找工作难、找外资白领工作更难，即使找到了工作，工资却并非以几何倍数增长，房子汽车遥不可及，物质生活似乎只是属于一小撮人的。”刘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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