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灵的中产法则

　　-本刊记者/张邦松

　　随着新经济模式的出现，中产产生的基础已经发生动摇，原来的中产法则正在被颠覆

　　孙成已经开始脱发，他才32岁。他的家族并没有脱发史。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容易疲惫，免疫力好像也特别低，小病不断。妻子花很多钱给孙成买蛋白粉、维生素等补品，但都无济于事。30来岁的孙成像个中年人，毫无活力可言，说话也呈现出越来越少的趋势。

　　这可能是他为自己的高薪所付出的代价。孙成在北京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上班，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5年前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毕业后，孙成很快就在此公司找到了职位。5年下来，他的月收入也由当初的3000多元升到了12000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搞建筑设计的孙成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孙成说，本来这些年攒了些钱，但家里母亲有病，一直没敢花这些钱。“现在

　　在中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这样的人生设计顺理成章：一个上班族年轻的时候收入虽然不多，但随着资历的增长，地位和收入都会随之增加，最后可望以中上阶层的身份退休。

　　但是随着以数字化、全球化为特征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这一法则正面临被颠覆的危险。中产阶级不再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加的受益者，他们渐渐发现，外面的繁华世界与自己渐行渐远，财富的增加好像只与少数人有关，自己甚至还因此变得更加拮据。很多人开始觉得：搞不好，自己一生就在中低阶层度过了。

　　中产之路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最早出现在近代欧洲，而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产生，则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早期的中产阶级由大小不等的商业和工业资本家构成，他们对财富孜孜以求，借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些人被认为是“老式中产阶级”的代表。

　　但是如果要对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形成理出清晰的脉络，美国无疑是最佳参照。“谈论中产阶级不可能不谈论美国，因为很久以前美国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周晓虹认为。周晓虹对中产阶级现象曾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完成了《全球中产阶级报告》和《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等著作。

　　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5∶4。

　　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 “老式中产阶级”，而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

　　在此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作者米尔斯认为，白领正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因素。

　　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

　　“同时，经济增长也在发展中世界造就了一批新兴中产阶层。”周晓虹说。

　　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从1955年起每10年举行一次的“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中，“假设将目前的日本社会分为5个层次，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层?”结果显示，日本国民总体选择“中层”的人数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日本“一亿总中流” (一亿人口全都处于中游水平)的流行说法。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个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

　　“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 周晓虹说。

　　法则悄然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产阶级的的壮大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中产阶级希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财产，这样就会形成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并由这种物质基础支撑起良好的道德和社会秩序;而稳定的社会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能，并产生出更多的中产阶级。

　　但是，这一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随着新经济模式的出现，中产阶级产生的基础已经发生动摇。“20世纪的经济学常识，已经不适用于21世纪了。”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指出。

　　普林斯顿的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根据统计资料写了《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一文，引起不小的轰动。克鲁格曼说，二三十年前，美国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重心位置，可是最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收益却流向了富人阶层，而且是富人中的富人阶层。从1979年到1997年，1%的家庭的税后收入增加了157%。在这1%的家庭中的1%的收入等于社会底层2000万人家的收入总和。

　　最近调查发现，在美国，年收入2.5～7.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但2.5万美元以下和7.5万美元以上的两个族群都在增加。从1989年到200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负债增加了75%，在个人破产案中，中产阶级竟高达92%。

　　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在其著作《新资本主义文化》一书中也谈到了“窘迫的欧美中产阶级”问题。他认为，由于新经济的影响，在美国，处于五等分中间20%的中层收入比15年前几乎好不了多少。尽管房产升值了，但这笔资产很难作为普通收入进行评估;为了拉动消费，美国和英国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积债务，而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

　　无独有偶。号称有1亿中产阶级的日本，也在发生类似的转变。经济学家大前研一20年来一直跟踪日本社会结构的变化，他发现，假设以一个人年平均收入600万日元为标准，超过1000万日元为上层阶层，600～1000万日元为中上层阶层，300～600万为中低层阶层，300万日元以下为低层阶层，日本的中低层阶层和低层阶层人数明显增加，上层阶层也微微增加，但是在中段的中上层阶层却大为减少。尤其中低层以下竟在全体人口中占了近8成(78.9%)。

　　“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信息。”大前研一认为。据此，他总结现在日本已经进入了所谓“M”型社会。

　　所谓的M型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富者在数字世界中，大赚全世界的钱，财富快速攀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这块，就忽然陷下去，然后不见了。

　　中产的中国困境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说过：“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实际上，“M”型社会的特征已在中国出现。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则提出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者的标准，即将家庭年收入5.37～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10万元作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这项研究认为，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大约有1亿人口符合这个标准。

　　但是，学者们制定的中产标准正面临一个尴尬的出境，即大多数处于这个收入水平的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而背后的原因绝非因为谦虚。

　　2006年年5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魏城曾经在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济南等几个大中城市，专门调查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然而，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中产’ 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魏城在其文章中说，他的大部分受访者都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我想没有哪个中产阶级会像我这样迫于生计吧?”在回答“你觉得自己是否属于中产阶级”时，孙成这样反问。当学历不再是工作的保证，当薪资增长被通货膨胀和繁琐的支出稀释，当房价占据了大部分的收入比重，中国的中产们发现，保住所谓中产阶层的地位并不容易。

　　社会评论家童大焕认为，这一代中产阶层中不少人因为上学耗尽了家中的财力，因此，一个大家庭的负担基本上压在了一两个人身上。以每月税后8000元收入为例，扣除银行3000多元的按揭款、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电话费和上网费，以及日常诸多的其他消费，每个月再给年迈父母寄些赡养费，实际所剩无几。从社会底层跨入中产很难，但要从中产滑入底层却非常简单，只需要失业、单位效益下降，或者家庭成员生病就可以了。

　　“过去几年中，这个社会阶层正日益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说。他认为，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会首当其冲。

　　中国的中产现在与世界看齐了，或更富，或向下 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