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北大旁听”禁了谁

　　何晓鹏：十日谈，现在开谈！今天说说前几天北大限制旁听的事儿，我看到这则新闻是11月9日，报道说现在不是 谁都可以去北大旁听课了，要去可以，你得有学校或单位开的证明，证明你不是“社会闲散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不能旁 听。而且这里有个数量，每学期200张，必须在开学第一周办理，过期不候。就是这个新闻，我今天早上(11月14日) 用“北大”和“社会闲散人员”关键字在谷歌上再查，好家伙，25000个相关条目，非常快。看来大家对这个事关注很多 。贺老师在北大，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旁听生很多？

　　贺卫方：是有很多不是本校的人，有些是周边学校的，有些是想将来考北大的，一年、两年就在这里漂，到北大来听 课；还有一些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我的课堂上经常有一位年龄很老的老师，是北大已经退休的，但还是愿意来听一听课。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觉得我的课堂上，大概有三分之一不是本校的人。

　　何晓鹏：他们会不会对你的授课有干扰？

　　贺卫方：倒也没有，给我的教室都算比较大，修课的同学有50人到80人之间，课堂总有120、130人的座位 ，所以问题不大，个别的时候，有人站着听，本校学生有时候可能有点困扰，但这始终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外来的人有时也许 比北大的学生更注重遵守秩序。

　　何晓鹏：张老师，您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旁听生造成困扰的情况？

　　张海洋：旁听的人有很多，但我从来没有碰到爆满，没地方坐。如果太挤了，他们也不舒服。而且中央民族学院的课 又细又多，他们在这儿坐着不舒服，换个地方还有有意思的课。

　　何晓鹏：大学里讲课好的老师是很有吸引力的，包括贺老师、张老师在内，对学生来说都是稀缺资源，很多人想听你 们的课，现在这个人群越来越大。我想问一下，咱们老师是不是下面人越多，讲课的情绪越高？

　　张海洋：“人来疯”的现象都会有，跟演员差不多。

　　何晓鹏：讲课的情绪越高，说出来的东西就越有意思。

　　张海洋：学生和老师之间是互动的，他兴趣越大，听得越起劲，我们讲的思路就会受到启发，他如果趴在那儿看书， 或者睡觉，我们讲课很难兴奋起来。

　　何晓鹏：但也有另外一种，今年是西南联大70周年，西南联大有个著名的逻辑学家沈有鼎老师(金岳霖老师的弟子 )。据说他就喜欢去听别的老师讲课，感兴趣的题目他都去，不但听，还当场挑错，站起来说你这里讲得不对，连金岳霖先生 的课他也照挑，金先生了解自己学生的脾气，眼睛一翻，不理他，继续讲自己的课。我们说旁听人员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会不 会也有经常出来挑错说你讲课不对的。

　　贺卫方：一般不会，你说的民国期间的大学，不仅西南联大，还有国立北京大学、教会大学等，有一种比较好的传统 ，学生中藏龙卧虎，我们知道钱钟书在读清华的时候，也在课堂上指着某个老师说你讲得不对，你知识不够。对老师来说，课 堂里如果有几个非常有学养的学生，那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真正可以做到教学相长。

　　国立大学的社会责任

　　丁东：我比较关注百年来的教育传统，我的专业是历史，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大学，一百多年了，北京大学 这种开放性就是它的一个传统。

　　何晓鹏：兼容并包。

　　丁东：自由听课传统是在蔡元培那个时代就有的。一个好的传统，一个近百年的好传统传到现在，如果因为这项规定 中断，很可惜。刚才大家说，来听课的人虽然多，但还没对本校学生造成严重影响。我觉得对其他北大老师来讲，也不至于严 重到本校学生听不上课的程度。在权衡这个利弊的时候，北大的管理部门应当慎重考虑。

　　贺卫方：我觉得北京大学的传统——蔡元培时代开启的兼容并包，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者方面，不同理论，不同信 仰，有主张帝制，有全盘西化，有主张儒家??北大的门都是朝他们开放的，我们记得梁漱溟先生，属于考北大没考上的，蔡 先生一看他的文章，觉得应该请他来教书，没有读过大学的人来教书，我觉得这种开放精神非常重要。

　　第二个，北大从蔡元培时代开始，意识到大学有一种义务、一种社会责任，不只为自己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研 究平台，也要为所在周边社区，甚至更多的国民提供教育和学习的机会。毕竟它是一个国立大学，西方国家私立大学都非常讲 求为社会服务，美国大学早期，图书馆一定要建在最繁华的交通要道旁边，便于赶马车的人停下来看书。他们的图书馆不大要 证件，可以随便进，这是一种大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支持大学，大学有义务回馈社会。蔡元培时代，北大是对外开放的 ，包括毛泽东在年轻时，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他基本上就算“社会闲散人员”了，连暂住证都没办，他在北大旁听了好多学 者的课，我想这些课程对他后来许多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丁东：北大的经费来源主要不是学生的学费，而是国家财政拨款，这来自于全国的纳税人。作为一所国立大学，应当 有一种为全国纳税人、全国公民服务的意识。如贺老师所讲，西方一些私立大学尚且有这样的意识，没有不行，因为它办大学 要筹款，如果它不为社会服务，它的形象就不好，办学就受影响。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这种顶尖高校也得给中学生开课，给当 地做定向服务。像北大有这么多外来听课的人，不管这些人来自哪儿，我觉得这是北大的骄傲，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把门稍 微开大点，你就回馈了社会，回报了纳税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贺卫方：惠而不费。

　　丁东：所以应当有这样的意识，至于“社会闲散人员”这种说法，我觉得放在今天带有一种歧视性。包括没有职业的 人在内，都是公民，作为北大这样一个国立大学，管理人员的思维，应当有宪法的意识，这样你说出话才比较符合时代精神。 况且现在中国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我们都可以明确说自己是哪儿的，什么单位的，什么生产队的，“闲散人员”指 的是这些之外的人。但现在自由职业的人很多，自由演员、自由画家、自由音乐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个体户。你要他们去开一 个单位证明，他上哪儿开？但他也在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经济做贡献，也在纳税，也是公民。我们对社会成员分类的时候， 应当有这样的意识。

　　“闲散人员”与公民权利

　　何晓鹏：现在社会变化速度这么快，很多身份都已经模糊了，不像以前那样明确，以往对社会成员的分类方式现在就 显示出了问题，但这些词汇现在仍在使用。

　　张海洋：有些词是特定时代产生的，但换一个时代，听起来就不舒服。我们刚从一种社会话语里面走出来时间不长， 现在我们说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但后面的很多话语没跟上，说出话来就让人感觉格格不入。

　　对北大这件事，从管理角度看，旁听需要一些手续、登记，无可厚非，但我听说也可能是为了一种评估，为了制度上 好看，这就是很可惜的事。而且在规定中用到“社会闲散人员”，北大毕竟是中国人文精神积累比较厚的所在，是制造人文精 神进行道德再生产的地方，说出“社会闲散人员”这样的词，对人的关心是不够的。这种不够，我觉得是一种在时代转化期间 的一种下意识或无意识，实际上显示出我们对于人性，对其他人，特别是对于底层、边缘、弱势这些群体，没有像对那些有权 有钱的人那样看重，类似的词还有很多。

　　何晓鹏：说“社会闲散人员”，过去指的是没有工作的人。

　　张海洋：现在你拿得出证明就不是“社会闲散人员”，拿不出就是。

　　贺卫方：过去说买软卧、飞机票都要有介绍信，这就表示“社会闲散人员”不能买软卧、坐飞机。

　　何晓鹏：有一种等级差异在里面。

　　贺卫方：有阶级，有等级。

　　张海洋：我觉得社会开放程度如此之高，被划到“社会闲散人员”的人包括太多，昨天有一些博士生也谈到这个问题 ，他们说谁敢保证自己毕业就有工作，毕业没有工作，扛着一个博士学位，也是“社会闲散人员”。

　　何晓鹏：以前还有一个“待业青年”的说法，但还有个年龄限制。

　　贺卫方：“待业青年”这个词后来基本退出了，同时“待业青年”这个词也不是太歧视性，“盲流”才是一个歧视性 的词，好像不久前，“盲流”还出现在我们的官方媒体上。

　　张海洋：事实上这些词汇反映出来的，就是太自我为中心了，我没法管理的，我得找一个类。

　　贺卫方：他其实用“非北大人员”或许会更好一些，或者“北大外人员”。

　　何晓鹏:但要听课他还要求有一个证明。

　　张海洋：他们说的“社会闲散人员”实际上指的是无力提供证明者，社会上应该有一个部门，比如民政部门给他提供 证明。

　　贺卫方：不是这个问题，那就又像以前一样了，就是把你还归属到一个单位，而不是说你拿一个身份证或者是公民证 就可以在这个国家享有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而是一定要给你分类，一定要搞出个三六九等，这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 传统。

　　何晓鹏：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类似这样的语汇现在有很多，比如我们现在说得最多的“农民”一词现在的色彩也不 中性了。我们自己在开玩笑的时候也说:你怎么这么农民啊。而且对于农民做各种事都会打上标签，比如“农民工”、“农民 企业家”、“农民人大代表”之类的，听着有时不知道是褒是贬。

　　贺卫方：张老师做这个研究，世界各国都有语言逐渐流变的情况，像“农民”、“乡下人”，在世界各种地方都是城 里人贬低、排斥人的一种称呼。

　　张海洋：这和中国人文化进程有关，中国以前士农工商地位较高，但现代社会有一个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其中一些 人价值抬高，也掌握了话语权，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户口、户籍制度，种种因素使得“农民”变成有一点消极色彩的词。但时 代在变的过程当中，照这个速度城市化，我觉得农民也许会变成一个隐含着有保险的人群，不是农民反而比较不好。

　　贺卫方：我觉得主要是公共权利的问题，国家机关以及公立大学这种机构，发布文件也好，讲话也好，发布信息也好 ，用“社会闲散人员”是否妥当。像西方国家第三人称不确定的时候，都要写“sheorhe”，提到黑人时必须说是“非 裔美国人”，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必须受到非常严格的语言规范和限制。

　　张海洋：而且他们也作为一种示范。

　　何晓鹏：其实作为传媒来讲，确实需要这种示范，比如说我们写文章、做报道，如何应用这种称呼，有时是需要参照 政府机关、高校的，如果称呼得不恰当会伤害到很多人。

　　丁东：所以我们希望按照《宪法》的精神，按照公民社会的精神，来对待这些事情。我的朋友里面有不少是自由撰稿 人，他就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就没有单位，但是他对社会的经济、文化有贡献，是一个很好的公民。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对 待他？我觉得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从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单位社会了，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 给安排到某一个具体的单位里面。肯定要有一些人是属于自由性质的，他不隶属于某个单位，但是他也要做工作，也要合法谋 生。对于这样的人怎么看，社会怎么公正对待他，怎么保证他的公民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何晓鹏：我们在谈词的色彩问题，其实这后面是一个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公民权利享有程度的问题。就像贺老师您说的 ，我有身份证，我是一个纳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那我在国立大学听听课，这无可厚非。

　　张海洋：有些词不用变，意思可以变，只要里面的价值判断改变，像“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原来是歧视的，现 在可以了。

　　何晓鹏：现在大学教授社会声望是很高的，但80年代时说“大学教授”也不是特别好的词，会想到书呆子、收入少 。

　　贺卫方(笑)：“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傻得像教授”。

　　莫让大学封闭化

　　丁东：我觉得我们要善待有求知欲、愿意听课的人。我们要看到，目前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物欲的社会，是一个消费 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娱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些人，不为文凭、不为钱，大老远跑到北大去听课，我觉得这些 人是比较高尚的，比较有精神追求的。

　　贺卫方：我赞成！

　　丁东：在大学教育资源足够的情况下，在不影响本校学生听课机会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这些人的求知热情，要加以 珍惜。

　　贺卫方：我补一个注释，有一个网站，叫“北大边缘人”，好像主持者叫柳哲，他是曹聚仁的同乡，也是特别热爱曹 聚仁的一个人，他一直在北大听有关文学类的课程，也包括我的课，他逐渐在北大认识了一批年轻人，都是喜欢人文、社会科 学的年轻人，大家办了一本小杂志，叫“北大边缘人”，我自己也看他们写的那些文章，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初步具备了做一个 好学者的基础，这跟北大给他们提供的空间是有密切关系的。我相信如果这个校门向他们关闭的话??我觉得他们真的没有多 少功利，你说听我们这种课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带不来多少东西，只能是一些精神方面、纯知识方面的东西。这批人应该是这 个国家最优秀的公民群体之一，我们现在不仅不去承认他们、欢迎他们，反而想方设法扼杀他们，是让人痛心的。

　　张海洋：他们的存在对消极的在籍学生还可以起一个促进的作用。

　　贺卫方：有些制度出台之前，应该在校内很好地讨论一下，让社会学家、学法学的人看看这样的语言怎么运用，规则 是否合理。如果是受欢迎的老师，你给他一个大一点的空间，也没有多大问题，如果是不大受欢迎的老师，也没有多少人听他 的课，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总的来说，这个规则的出台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说大学制度，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教授治 校，这样的传统完全丢掉，怎么去管理大学？谁是这个大学的主人？往往权力最大的人在那里拍拍脑袋，制定出很多不合理的 规则。

　　张海洋：基本以物质生产的程序去管，工厂化了。

　　贺卫方：这样大学越来越不能够成为社会的，包括道德的、学术的、思想的一种引领者，因为大学变得非常官僚化， 现在再加一个封闭化，我觉得对整个社会影响很大，这是让人很忧虑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