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数十位学者历时7年完成3000万字屠城证据

　　高大有，男60岁，厨师，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华门外宝塔根105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周永财，男，被害时年龄为33岁，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为难民区。遇难情形为被日军指为中国军人抓走后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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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员。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湮没在30万遇难者这个抽象的群体概念中。随着今年8月《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名录》和今年12月《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出版，一个更为鲜活的历史正慢慢显露出来。

　　民国政府调查占三分之一篇幅

　　“材料收集自日本、美国、中国台湾、德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按计划，我们还要扩大征集的范围，争取再扩大史料的规模。”73岁的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负责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在他办公室里，堆着厚积如山的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和调查卡片，这个3000万字的屠城证据集，倾注了南京史学界数十位学者的心血。然而，这个工程刚开始了七年。

　　“其实这里面最有力的材料还是来自于民国政府的调查，占三分之一的篇幅。”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赔偿委员会等机构，对抗日战争、特别是南京大屠杀做了较深入、挨家挨户的调查，每家损失多少财产，何人被杀害等，并做成了调查卡片。这些调查为此后的南京审判与东京审判提供了重要证据。

　　“可惜的是这个调查没有进行到底。”张宪文遗憾的说，这个调查1947年就结束了，虽然没有明确记载结束的原因，但明显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有关，蒋介石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反共上。

　　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大屠杀一度成空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生产建设和政治运动。“在对于抗战的历史研究中，以敌后、八路军与新四军为主。”张宪文称，对于正面战争、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很少，教科书上亦少有体现。只有南京大学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有过调查，出了一些研究报告，另外还有一些民间零散的研究。

　　张宪文所指的是南京大学的高兴祖等4位老师带领学生，在南大附近对大屠杀所进行的调查。“本身就是小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断了。”

　　有媒体表示，当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除了亲历过那场悲剧的幸存者，没有谁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1982年以前，国内对这场悲剧的研究没有怎么开展。”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曾表示，“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学术界，研究南京大屠杀，那时还是一个禁区。”

　　“没有研究不代表大屠杀不存在”

　　有专家认为，正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匮乏，给了日本右翼可乘之机。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了教科书，挑起了历史问题。1984年，曾任日本甲级战犯之一、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出版《南京事件之虚构》，鼓吹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为了东京审判的需要而制造的。

　　“有的日本人说，如果事情是真的，你们怎么那么长时间不纪念，不研究，突然就冒同那么多的材料？”张宪文说，“没有研究、很少反映，不代表事情就不存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书让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反击。”此时，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意识到了大屠杀证据收集的重要性。

　　1985年，抗日胜利40周年，南京市政府建成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一些主要屠杀地点立了不少纪念碑。198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等相继出版。199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在南京成立，高兴祖担任第一任会长。7年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一辑开始编辑。

　　在民间，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史料民间收藏第一”的南京市民吴先斌说，“日本作为加害者，比我们受害者占有的史料还丰富。”这刺激他下决心收集史料，目前他已收集3万多张照片，一千多件实物。

　　“学界的研究、发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史料，才使得这一历史悲剧为中国民众广为人知，历史真相逐渐还原。经过数轮争论，上世纪90年代后，‘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在日本社会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同。”有媒体如此评价。

　　“关注个人更能接近历史本身”

　　“采访我的人往往关注有什么新材料，新发现。”张宪文手捂着8卷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是靠一两个新材料，新发现，就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的材料已相当丰富。“我们如何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高水平的研究，这个工作才能逐渐的开展起来。”

　　今年12月3日出版的8卷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来自国民政府解放前所做的调查，也有少量近期的调查，共收录了13000余名遇难者的个人信息。

　　张宪文说，名录记录了遇难者的姓名，生活概况，遇难时情形，被害时间、地点和方式。他们到底是被刺死的，还是枪杀的，或是砍头、砸死，还是失踪，都有记录，还有大量遭强奸后自杀的妇女。据介据，这些名字都将会补充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墙上。

　　“今年8月，纪念馆也出了一份遇难者的名录，有三本。”张连红称，过去中国研究大屠杀的历史都是宏观的，出于对日本右翼否定历史的反击，往往只注意日军的暴行本身，比较片面。

　　他认为，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仅是披露日军暴行，还应该有受难者的遭遇，包括战争中第三方———外国人，还有由此产生的后遗症。“转换视角之后，我们就不再是出于一种政治对抗的研究，而是出于真正学术的研究，去关注一个个的人，更接近历史本身。”

　　“幸存者更需要国人去关爱”

　　“相对于收集证据的努力，对幸存者，我们做的远远不够。”张连红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影响，中国学者出于一种惯性思维，往往急于从受害者的角度更多的去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幸存者的亲身经历成了很重要的证据。“我们看待幸存者，往往工具化了，被作为一个证人看待，反而忘了他们正是受害者。”张连红说，从这个角度，幸存者更需要国人去关爱他们。

　　在张连红曾调查过的幸存者中，有的老人有精神分裂，有的自我封闭，有些则是神经质。

　　“我们更多看重的是老人生病了，给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其实他们最需要的不光是这些。”张连红说，很多幸存者本身就是受害者，他们心理上更需要帮助，特别是年老后孤独的境遇。

　　本版采写(除署名外)　本报特派南京记者 徐春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