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先生周小川

　　谁是周小川

　　人民币，绝对是2007年中国的第一大关键词。

　　这一年，是股市和楼市的盛宴，许多人通过炒房子，炒股票变得越来越富有，然而，更多的辛苦干活存钱的老百姓，不得不面对物价飞涨和财富缩水。

　　这一年，金融问题开始社会化，“流动性”和CPI成为了最流行的词汇，大家都为了要“跑赢CPI”焦虑不堪。如何处理流动性，人民币如何升值，不再停留在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口中，百姓也窃窃私语。

　　这一切，让大家聚焦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当然，还有背后的一个人——周小川

　　本刊记者 安库雷 发自北京

　　检索海外媒体的报道，或许是对一个“大人物”不应缺少的读法。

　　输入“周小川”三个字，台湾媒体关心的是，他的

　　香港媒体，一如既往地关注这位现任央行行长和香港“友善的”关系，以及相关政策。而他的学者背景，则是台港媒体共同关注的。一家香港报纸在评论中亲切地称他“小川”，“小川”号召散户多读书，学习金融知识，先让自己增值，继而帮身家增值，报纸做了个诙谐的标题：“周小川：爱书才会赢”。今年两会间，一位台湾记者参加周小川的新闻发布会，会议组织方为记者准备央行书面报告之余，还送给每位记者一本《金融知识国民读本》。记者感叹：到底是教授出身！

　　至于西方媒体，《金融时报》说他“敢作敢为”，《华尔街日报》则报道，周小川曾在西方学术刊物上发表经济文章，他被视为中国少数能真正领会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领导人之一，他也是公认的中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发言人，他可以用英语发表讲话，并同其它国家央行官员自由交谈。

　　寻求整体方案的浪漫主义者

　　周小川生于1948年1月29日，其父周建南，江苏宜兴人，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1960年代初，曾组织领导编制机械工业科技发展规划，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作出了贡献。

　　周小川是北京八中1966届高三3班毕业生。1966年“文革”开始，当年的毕业生首当其冲。周邻班高三6班的一位毕业生，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遣返回农村。而周本人，亦在两年后“下乡”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2农场。

　　后来，周小川曾对媒体这样回忆那段岁月，“在那里整整呆了4年。这4年中，除了劳动，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触，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进行一些工程设计，对机床作一些技术革新。”

　　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并由此开始命运的改变。媒体报道，大学毕业后，周小川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2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研究生。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公开资料显示，“1982年8月，我系首批招收的博士生徐向东和周小川入学，分别师从于方崇智教授和郑维敏教授。1985年4月，我系培养的首批博士徐向东和周小川被授予博士学位。”徐现为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博导。

　　1986年，周小川进入体改委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这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构，被认为是中国8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策源地。事实上，早在1985年，中国的经济学界就曾因为价格双轨制而产生激烈争论，反对价格双轨制的学者包括郭树青、吴敬琏、楼继伟和周小川等人，他们后来将观点结集，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此“配套改革，整体推进”主张，至今仍有影响。

　　袁剑在他的《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中写道，容易想象，在80年代风云激荡的改革背景中，这个圈子(体改研究所)里肯定弥漫着血气方刚、舍我其谁的氛围，其激进倾向在所难免。与当时大多数青年理论家一样，在整个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进的经济改革者。

　　直到1991年起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并由此开始担任金融管理重任。

　　此时的整个社会，浪漫已完全退却。检索周1990年代以来的论著，虽然仍有《中国改革初始阶段的最小的一揽子计划》、《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等“整体主张”，但有关外贸、银行等更具体而专业领域的论文开始大量出现。观察家说，可以看出，他已不再是单纯的理论家，而是一位要对实际改革后果负责的行政官员了。

　　据《银行家》杂志报道，早在外贸部当部长助理时(1986-1989年)，周小川就倾向于进行较为彻底的外贸体制改革。在央行担任副行长兼任外管局局长时(1991-1995年)，他更是积极思考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此时，周小川的学术优势与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其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岗位上得心应手。

　　1995年，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他在央行工作的这段时间，主管外管局工作。这期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更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成功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周接替王岐山，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银行家》杂志说，他曾努力推动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遗憾的是，任期较短。”

　　证监会任上的“决策者之星”

　　2000年2月，周小川接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当年中国股市涨幅居全球之冠，岁末有股民懊恼地回顾：“‘2.14’之后，买了就放着，至少看百分之五十的涨幅！”

　　然而，牛市中隐藏着危机，积弊日深的中国证券市场被形容为造假成风，无股不庄。2000年12月7日，新华社用并不多见的口吻报道了周小川的一次讲话：作为普通股民，可能您觉得自己在股票市场是一个弱者，由于不少上市公司有猫腻，看着自己的股票被套牢，您肚子里的怨气不少。但中国证监会将会越来越为您“撑腰”，因为证监会的“裁判角色”将越来越到位。这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当时的承诺。

　　对于周小川在证监会任上的作为，各方有着相距甚远的评价。2001年7月，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认为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规范市场，而基本的主题是市场化方向，即政府少一些干预，多让市场参与者做主。

　　也有经济学家将他比作北京大街上拥堵路口的交警：白手套洁净无暇，指挥动作坚定不移，但周围车流混乱不堪。而网友就更幽默一些：“我认为小川更像一位高尔夫球手：儒雅的学者风度，穿着华贵的职业服装，拿着名贵的球杆，跟随着众多绅士般训练有素的头上金光闪闪着硕士、博士(后)头衔级别的土、洋球童，且挥杆击球的动作十分标准优美，但球去了哪里？”

　　球去了哪里？后来我们都看到了。证监会推出的“国有股减持”和国内投资者投资B股等动作普遍受到市场质疑，被认为是坚定的市场人士的证监会海归派，不仅遭受市场嘲弄，更受到了“土鳖”们的炮轰。“他们不懂国情，认为股市都是一样，却对上引导着决策，对下影响着舆论，”当年炮轰证监会海归派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对记者说，“实事求是的国情派，战胜了照搬照抄的海归派，才有了股市的今天，这就是一个基本事实。”

　　对于周小川本人，刘纪鹏认为他“对股权分置改革做了很大贡献，如果他再多当3个月的证监会主席，就会回到最佳改革路径上来”。另一位评论人士也表示，如果周小川再早半年完成观念“转身”，股权分置改革就可能提早3年，我们这个市场可能少付出近1万亿市值的代价。

　　历史不容假设。2003年1月，周小川离开证监会履新央行，网易发起了“您对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工作的总体评价”的投票，86%的网民点击了负面的选项。袁剑的《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则说，与他留给中国普通投资者的印象截然相反，周小川在国际金融界以及真正的头脑清醒者当中，获得了一致赞赏。

　　袁剑这样解释，这种窘迫，不仅仅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写照，也是中国所有经济领域的写照。任何一个愿望良好的改革方案都会通过一个扭曲的市场机制将改革成本迅速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改革正在失去它的敌人! 仅仅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恐怕已经很难奏效。

　　主政央行的手笔和考验

　　对于那段岁月，媒体曾引用周小川自己写下的话：“登山讲求实际，因此无论你是走在迂回曲折的路上，抑或能否看到山顶，又或者在那一点上资源分配是否最优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确保你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换言之即你正在改进。”

　　2002年年底，周小川又回到央行。这时中国金融业面临新考验，而货币政策也面临调整。

　　之后，周的作为可谓有目共睹。他主持了10年来中国银行系统最大的一次升值“行动”：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扩大，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在他的推动下，国有商业银行启动全面改革，并在短时间内由“包袱”升值为“香饽饽”，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已在海外上市；此外，外资银行也开始被允许在中国设立分行……

　　借用他最新的一个比喻，最近5年，中国金融市场没跌什么大跟头——“经常得小病有个好处就是，小病不断就不得大病。可千万别弄个大病，否则一病就是十几年。”

　　有年轻的评论者说他是“书呆子”，死抱着货币政策不放，“中国人学过的所有现代经济学教科书，都把央行、证监会的强势独立视为理所当然”；而年长的经济学家说，周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什么是自己做不到的。

　　而今年以来CPI持续攀升，物价房价飞涨，“流动性过剩”成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名词，人民币加息与升值的幅度不够也屡受责难。面对这一切，周小川多次出来强调，将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坚持货币稳定，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钱“毛了”。他也主张，民众应该提高对本国货币、市场和对中央银行的信心。

　　关于改革，某国有商业银行的研究员坦承，“以往别的领域的宏观调控，多少有点雷声大雨点小，但国有银行的改革，央行的执行力度确实很强，在很多方面也非常成功。”

　　关于开放，周小川被认为“顶住强大的反对压力推动中国金融领域开放”。但，这又是个“阴谋论”层出不穷的时代，畅销书《货币战争》就是其在金融领域最好的注脚。事实上，个别接近周小川的人士，正是以这个理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一提到民族主义，就没法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