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一半任务的人民币先生

　　常常有人把周小川比作格林斯潘，其实周小川与格林斯潘有着天壤之别，在央行从计划经济下的财政部出纳身份脱胎未远时，他的一切货币政策只能随着宏观调控的指挥棒起舞

　　叶檀 发自上海

　　了解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就能了解这一时代的运行脉胳。周小川就是这么一个典型人物，他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市场派人士的领军人物之一。

　　周小川身上纠结的各种现实矛盾与历史陈迹，通过经济运行的几次转折留下深刻烙印，就如同烙在了历史的案头，挥之不去。

　　周小川，人称人民币先生，历任央行行长只有他获此称号，可见他作为人民币代言者的公共角色，分量极重。这来源于如下事实，他是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拯救者，是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市场化的同情者，利率与

　　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其为2006年度“最佳亚洲央行行长”，原因是采取了多种手段致力于货币政策改革，促使人民币平稳升值得以实现。去年，中国人民银行不仅实施货币改革，而且还鼓励支持银行业的改革。

　　早在2001年7月，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中，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被评为“决策者之星”。因为他在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这位英语流利的官员，在国际金融界有良好的口碑，其市场为魂的技术派官员形象深入人心。

　　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本轮经济改革，历经两次重大转变：一是80年代的激进的改革方案与改革者一起从激进转向渐进；二是从改革大方向的宏观探讨，日益转向具体的技术方面的探讨。

　　无论激进还是渐变，无论是方向性的宏观把握还是技术性探讨，周小川都站在风口浪尖，他从80年代的整体性改革方案的推崇者、宏观改革方向的前瞻者，转变为90年代之后的渐进主义的信奉者，以及典型的技术派官员。

　　但周小川真的是一个纯粹技术派官员吗？

　　寻找包治百病的整体方案

　　以80年代为分界线，周小川的理论出现裂变，前期担任理论工作时，偏重于激进路线的改革；担任具体实务之后，更多地成为渐进式改革的辩护士。这是角色变化所致，也是理念上的变化，更是俯首于客观约束条件的表现。

　　1985年之前，周小川主要作为研究人员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政策性研究。1986年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进入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并担任副所长。

　　这个研究所汇聚了当时的一批知识界人士，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道路挥洒意气，激扬文字。他与吴敬琏先生由此结缘，而吴敬琏的课题小组中一群市场化卫士如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人，日后继续互相扶持以各自不同的实际行动阐述对于市场化的理解。

　　而周本人的文章范围极广，涉及企业与银行的关系、社会保障、经济开放等各个方面。这种激进思路，在周小川、吴敬琏等人合著的最早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的书名中就能见出端倪。这些书生意气者试图为中国改革找到一条包治百病的整体方案。

　　然而，中国不是俄罗斯，周小川等人在系统论影响下的系统改革理论遭到否定，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既定方针。尽管当时的激进色彩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仍然随处可见。但这种激进发展模式很快被80年代末期急剧转变的政治现实打断，画上休止符。

　　周小川幸运地身处历史巨变时代，既是历史的有力推动者，也被历史潮流裹挟向前，在成为历史标志性节点的事件上都有他的身影。他不仅参与起草中国资本市场的蓝图，还与同道一起为当时热点的国企改革的方向划上轨道。

　　1987年7月由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史称“钓鱼台会议”，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人参加，根据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国际经验对国企改革进行深入的讨论，弄清了有关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国企改革走出“放权让利”误区、进入制度创新的正轨铺平了道路。

　　1994年召开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哈特、米尔格罗姆、麦金农、刘遵义、青木昌彦、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许成钢、楼继伟、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人参加，史称“京伦会议”，超前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

　　这些基本理论框架当初貌似激进，如今水到渠成。80年代超前的配套改革论同样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才寻觅到合适的土壤，历史需要机遇，改革者需要智慧与耐心。

　　激进改革与一地鸡毛

　　最激进的一次大规模试验是在2000年初周小川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后，与高西庆、史美伦等海归派一起，努力促使证券市场回归市场化本义，整肃市场秩序。这次试验以海归市场派的内外交困而告终。

　　周小川在证监会主席任上，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句话挂在证监会网站最显眼的位置上，接任后第一件事是对所任职权重新定位：“今后要更多依靠市场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

　　他向内向外同时宣读了市场宣言书，他告诫证监会各部门：“不能以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主管部门自居，重蹈政企不分的老路”；同时向市场宣布，“中国证监会将不会直接插手解决问题，也不会承担有关责任”，强调“采用超常规的、具有创造性的思路培育机构投资者”，争取在3-5年内改变散户与机构投资者的比例。

　　这些宣言没能够阻挡他成为最不受欢迎的证监会主席。经过剧烈的整肃风暴，股市急挫，弥漫恐慌气氛，海归派的努力虽然奠定了中国股市的几块基石，却因为B股开放套牢内地投资者、国有股减持激起所有流通股东的反弹这两次滑铁卢，而蒙上股市杀手、与投资者为敌的阴影。

　　在体制内他们更加无法得到同情，前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不避嫌疑，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的“稳定为先”的意见：“在解决存在的问题时，要保持一种态度：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要善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既要解决问题，又要推动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确保社会稳定。一切问题的解决不能以牺牲发展和稳定为代价。”证监会内部也有官员批评：“理论可能很完美，但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改革承受能力距离太远了。”

　　最终，几乎所有曾经支持周小川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因为利益受到损害，佣金下降无法生存、基金黑幕曝光市场资金断流，而一致成为周小川政策的反对者。单兵突进，没有协调好市场各利益集团关系，使周小川团体成为利益集团内部的敌人，而以冒进措施不断伤害投资者利益、侵蚀损害投资者的信心，则使他们成为普通投资者的敌人。

　　可见，周小川虽然给证券市场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却不知道走向这一正确方向的路在何方。这位人民币先生在资本市场未攻先败，丢下一地鸡毛留待后来者处置。

　　激进为里渐进为表

　　这样的打击对周小川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在证监会的激进改革过程之中，我们就看到这些领军人物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

　　与周小川在80年代共同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亲密“战友”高西庆，2000年1月在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君安学术论坛”上就“中国资本市场何处去？”发言指出：“到了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里，12亿多人， 4000多万开户的账户，将近3万亿的流通市值，在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下，我们如果不去考虑什么是可行的，而只是考虑什么是合理的话，或者简单地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

　　可行与合理不能对立，暗含的前提是政策不能冒进，自然是对渐进的妥协。

　　周小川表面上越来越成为渐进主义者。这固然有从事实务工作之后的现实制约，也与其激进主义策略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不无关系，最惨重的教训除了证监会的狂飙行动之外，当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通胀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使整个社会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如何糅合激进与渐进，或者说以渐进的手段达成激进的目标？2001年9月周小川在《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一书中，有如下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为此，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Trap，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在此，周小川是在激进的外衣上强加了一层渐进的糖衣，但他显然对于渐进陷阱有格外的警惕，但为达到市场目标，不得不走渐进之路。

　　揭开周小川渐进改革的外衣，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一颗激进的市场改革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