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兰：我就是一个外交的桥梁

　　小时候，杨雪兰想做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如今，百人会帮她实现了部分理想

　　特约记者江一河发自北京

　　杨雪兰的人生经历就是一部传奇。

　　她出生上海外交世家，1938年，杨雪兰三岁，父亲杨光 赴菲律宾任总领事，从上海到马尼拉，举家随往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一个美国军官找到杨光 说：“要不，你们去澳大利亚避难吧，我们有船。”杨光 当然不能舍领事馆而去，他留下来。

　　1942年1月的一个早上，杨雪兰一家正在吃早餐，两个日本人走进来，掏出一张逮捕令。3个月后，杨光 遇害。杨雪兰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知道。几个农民说，她父亲和另几个人被日本兵带到田里，为自己挖好坑，等着被枪毙，她父 亲睁着眼睛看日本兵。一枪不死，他指着心脏，叫日本兵再来一枪。

　　二战后，母亲严幼韵带着三个女儿前往美国。那时杨雪兰十岁，她挤在一艘美国军舰上，只能乘几百人的船却上了3 000多人，像难民船一样，二十四天，一路漂漂荡荡来到纽约。最初的那段日子很艰难，母亲带着她们姐妹三个住在乡下， 没电点蜡烛，没自来水自己打井，自己种菜。

　　幸运的是，严幼韵在联合国得到了一份工作，1958年，她嫁给了著名外交官顾维钧。

　　因为母亲在联合国工作，三个女儿能够进入好的学校念书。杨雪兰去了著名的威斯利学院，不久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但是，毕业的时候，杨雪兰找不到工作，她不断地向大公司介绍自己，寄出去的求职信有一百封。“有面试，可人家就是不要 我。”当时，女性除了当秘书和文员，没有更多的出路。

　　后来，在姐姐的帮助下，她进入了著名的grey广告公司。一做20年，从一名小职员，到后来任公司执行副总裁 。这期间，她的一个创意，帮助福特公司将一款无人问津的花斑纹小轿车卖出100余万辆，创下福特单一车型的销售纪录。 她也因此多次获得市场广告宣传杰出成就奖项，并被美国广告联合会评为“年度广告风云人物”。

　　从1983年直到1989年，通用汽车公司耗时六年，邀其加盟。此后，杨雪兰任通用汽车副总裁，致力于通用公 司在中国的建设投资。如是，创造了一段商业传奇。

　　1990年，一些美国记者在采访马友友、贝聿铭时，带有对中国的无知和对华裔的偏见，马友友深感悲哀。“人家 爱尔兰人，犹太人都有各自的组织，为什么我们没有？”马友友找到杨雪兰、贝聿铭等人商议。一个华人的声音或许不够响亮 ，但一百个呢？一百个在美华人精英呢？于是，杨雪兰与贝聿铭、马友友等著名华人一起创办美籍华人组织“百人委员会”。

　　“百人会”，既体现了从者之众，又含有精英聚会的意义。其会员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要在全美甚至全世界都有知名 度，此外还必须得有好的声望和性格。 “百人委员会”致力于中美艺术和教育交流，目标在帮助华人不受偏见，提升中美关 系。

　　杨雪兰是“百人会”的常务理事和前任主席，并任“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2007年11月26日，她在北京参 加了百人会第二届大中华地区会议，这也是百人会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年会。截至目前，百人会已有147名杰出的美国华裔 ，包括7位大学校长、8位《财富》500强公司董事会成员、20位首席执行官等。

　　小时候，杨雪兰想做一名出色的外交官，而今，百人会帮她实现了部分理想，她说，“我就是一个外交的桥梁。”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认识顾先生的，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雪兰：见到他时，我已经20多岁了，我一直依照初见他时的称呼，叫他叔叔。他的形象从照片上看很正规、严肃 ，貌不可侵，其实人很好。他属猪，我也属猪，他有很多小猪，我也有很多小猪。来我们家的时候，他带过来一个人，一个传 统的随从，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的，伴在他身边，见了我母亲还会磕头。爱就完全了律法

　　王书亚

　　关于陪审团题材，电影史上有3部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口碑最好的是美国导演悉尼?卢曼特的《12怒汉》，195 7年的柏林金熊奖。这一部对英美法系的英雄主义式的刻画，也是电影史上最精彩的群戏之一。12个陪审员，几乎所有镜头 都在封闭狭小的房间内，充满舞台剧的张力。11人都认为被告罪名成立，亨利?方达却力挽狂澜，一一说服了整个陪审团。 另一部不太为人所知，是法国导演安德烈?卡耶特的《裁判终结》，1950年的威尼斯金狮奖。法国二战后不久，开始采纳 英美的陪审团制。影片以一个死刑案件，展现了这一司法改革的波澜。

　　我排第三的，是今年在威尼斯输给《色?戒》的这部《12怒汉》的翻拍版。翻拍而成经典，本身就很经典。俄罗斯 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他的《毒太阳》曾是我最爱的影片之一。论表演，这部片子的群戏绝不亚于50年前的卢曼特。论 节奏把握，起承转合，也分毫不差。但论导演的终极关怀与制度反思，却显然高出了卢曼特。卢曼特的格局，再好都是一部法 庭戏，令人叹服的是丝丝入扣的证据和细节，在推理的激情下，现出法律的公义。但米哈尔科夫拍的，不是一部法律片。说得 拗口点，他拍的是法律哲学与神学片。或者换个说法，米哈尔科夫变成了第二个基耶斯洛夫斯基。我脑子里的电影硬盘上，第 一个友情链接，就是基氏的《十诫》和《红白蓝》。

　　一个车臣孤儿，被指控谋杀了收养他的俄罗斯军官。他俄语很差，拒绝在法庭上发言。有两个目击证人说看到了他的 样子。12位陪审员因法院装修——就和我们一样，整个社会都在装修，被收走手机，带到附近学校的一间体育室。大家漫不 经心，等着举手表决，回家吃饭的吃饭、约会的约会。但当11人同意被告有罪时，最后一个忽然说，“因为你们都同意，所 以我不同意。”

　　就这一句话，整部电影从此离开了卢曼特的世界。这个家伙说，不能这么简单，我一旦同意，他就永远呆在监狱里出 不来了。“永远。”他说，你们仔细想想这个词的意思。接着他又讲故事，又说比喻。故事关于他自己。当年婚姻失败，他开 始酗酒，从早到晚，喝得连死都不怕了。但他说，“有一天我坐火车，醉醺醺、臭烘烘地在一群人中，看见对面坐着一个女人 ，领着一个5岁左右的小姑娘，小姑娘问妈妈，对面那个男人是不是疯了，我听见女人说，他没有疯，他只是非常非常难过。 ”他接着说，后来我和这个女人结了婚。现在我们的儿子4岁了。我本该死在阴沟里，但这个女人，她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

　　一个人冷冰冰地说，你的故事很感人，但现在我们谈的是一个杀人犯。

　　于是他又说了一个比喻，你有没有买过西瓜？老板说又甜又脆，但你不能先切开，买回去发现不对，最多把它扔了。 但我们谈的不是杀人，我们谈的是判决。

　　这个比喻至少对我很有用。因为这辈子买了几百个西瓜了，每回不想买切开的，都觉得很头疼。如果有人这辈子判了 几百个人死刑，那他一定比我头疼多了。

　　这位异议分子说，我们再来一次秘密投票，如果你们11人仍都赞同，我就放弃了。我试着说服自己，原谅将对那个 孩子所做的一切。结果第二轮投票，有人悄悄改变了意见。1：11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米哈尔科夫的精彩就在这里。他让每个陪审员都在辩论中说出自己的故事。关于俄罗斯与车臣的伤口，关于生命与时 代变迁的紧张。他们一次次地接近了车臣孤儿的世界，也更接近了他们身处的时代，和自己的忧伤。

　　导演带着强烈的俄罗斯精神，也就是东正教的精神，来看待一个动荡与重建时代中的审判权。人凭什么审判人？法律 凭什么宣判一个人在今生不可改变的结局？“永远”，这个词沉重得叫很多人不愿去想，但却成为那些从普通人中抽签出来的 陪审员，必须去担当的角色。就是以“永远”的名义，给一个人的肉体盖棺定论。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经过一天一夜，最后反过来，剩下一个人赞同。剧情再次陡转，他说，我一直知道这个孩子是无辜的。但他呆在监狱 中显然比在外面更安全，也活得更长。如果我们把他送回外面，我们就在道德上有责任帮助他。这话把大家吓坏了，纷纷说自 己很忙。有人气愤地说，我们决定后，剩下的就是政府的事。关我们什么事呢。

　　是啊，在制度的层面上或许不关；但在道德上，当一种制度把一个人的行为与另一个人的结局联系起来时，这个责任 并不是可以全推给制度的。一个对自己审判的对象没有爱的人，却坐在审判者的位子上，这本身能否称之为犯罪呢？

　　我把12世纪的教会法思想家格兰西的话，当作对这部电影的回答。格兰西是“罗马法复兴”时代的先驱。基督曾说 ，“爱神和爱人”是一切诫命的总纲。格兰西以此来确定他对法律的理解。他说，“没有爱，信仰和正义都不能存在。”惟有 爱，可以在公义和仁慈之间达到统一。就如《圣经》所说，“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俗常的看法，都把 公义和爱对立起来。但格兰西的《圣经》法学观，给了世人一个极有启发的定义。他说，从爱来解释正义，“凡对灵魂的关切 和拯救而言是必须的和有益的，在法律上就一定是正义的。”

　　最后，那位最初的异议者离开体育室前，一只鸟停在东正教著名的黑圣母画像前，他拿起来亲吻。对着小鸟，也对着 俄罗斯说，“你想留下就留下，想飞走就飞走吧，你有自由，没有人可以替你选择。”

　　米哈尔科夫的片末词，再次以信仰之光来审视现代的法律观。银幕上这样写着，“律法是一个开始，但当那更高的、 慈爱的律法被抛弃之后，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总是感到很奇怪。

　　在家里，顾先生不说政治，就是跟我们讲好玩的事情。关于他的许多事情，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才从他的回忆录 上看到。记得那年，他70岁了，我们在欧洲，那些天，我们滑雪，他散步。有一天，他带回来一些滑雪的大衣，说要滑雪， 还教我的母亲。要知道，那时他已经70岁了。

　　人物周刊：威斯利女子学院非常顶尖，竞争激烈，你的大学生活怎样呢？

　　杨雪兰：威斯利学院的学生大多是本校升上来，都是其中最优秀的。我住在一个大宿舍里，有30多个人，考试后， 很多人都哭了，他们一辈子都没拿过那么低的分数，难以相信。我是他们中幸运的一个，后来也加入了学生会，任学生会主席 。

　　人物周刊：您在商界成就巨大，可最终，还是没有实现做外交官的理想。

　　杨雪兰：我觉得我也做到了，我是经济外交官。

　　人物周刊：百人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你的理想？

　　杨雪兰：对，因为我是最早的创始人。我就是一个外交的桥梁。

　　人物周刊：在百人会里，作为会长要做些什么呢？

　　杨雪兰：我们每一个会员都是各自行业里的领导，都是名誉非凡的人，在百人会里，我为他们服务。当然，也会做一 些决策。

　　人物周刊：那个时候谁跟您提及说要做百人会？

　　杨雪兰：贝聿铭。那时候，并没有一个华裔的组织，没有华裔的声音，我们成功的人在各行各业，但相互不认识，只 代表着自己。犹太人、尔兰人都有自己的组织，可我们没有。连美国人都说，你们怎么不集中起来呢？

　　人物周刊：他第一次跟您提百人会您是怎么想的？

　　杨雪兰：那时候，中美关系很糟糕。我们有一些看法，我们比较了解美国，而美国人却不懂中国人。他们渴望知道， 但没有一条桥梁，所以百人会做了这个桥梁。另一些情况是，如果一个华人遭遇偏见，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谁去帮他出头呢？ 就如后来李文和一案，我们参与了，最后胜利了，这个是百人会的成绩。我们有各方面的人，其中有很多律师，我们有自己的 方法，有自己的力量，我们可以团结起来做很多事情。

　　人物周刊：你们是做媒体舆论工作？还是实际做了一些工作？

　　杨雪兰：我们那个时候就跟各方面写信，跟他们开会。最近，有个人在电视上讲了很多对华人带有偏见的话，我们写 信给他们，最后他们在电视上作了道歉。这个是很难的。一定要有一定实力才可以。因为我们有各方面的人，都有影响的，所 以我们讲话会有一点作用的。

　　人物周刊：香港回归的时候，百人会做了什么事？

　　杨雪兰：那个时候，西方媒体说中国在抢香港，抢过去的，觉得香港很可怜，给中国人抓过去了。美国、英国都是这 个态度。我们做了调查，问美国人你觉得香港回到中国去，他们会有什么想法？80%的人觉得香港人不想回归，想独立。但 是我们同时在香港做了一个调查，香港80%多的人是想要回归的。最后这条信息在电视上播出了，我觉得美国人开始转变对 中国的看法了。

　　人物周刊：百人会搞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费来源如何？

　　杨雪兰：我们有会费，每人每年缴纳两千美元，当然这是不够的。我们特别的活动得要有政治支持。

　　人物周刊：一个女性做到那么高的职位，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杨雪兰：就是要会做人。会不会做人是很重要的。你不断想自己，还要想对手。我们通用的政策就是想帮助中国。而 中国人想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这就是对方的目标，你想到他们就成功了。

　　很多公司只想到自己。他们想进入中国，表明想要做得很大的愿望。当然，在国外双方是平衡的，可以各自表述自己 的利益动机。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人会说我们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让你们进来？这是文化的差距。

　　人物周刊：你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对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杨雪兰：我爱中国，也爱美国，这或许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