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之年度评论入围者：一篇文章引发的风暴

　　作者:何雪峰(《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编辑)

　　致敬之年度评论入围者

　　南周的编辑让我对茅老师的评论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写个回顾，我查了一下和茅老师的邮件往来，他是7月23日给我写的这篇稿子，在稍加编辑后，我于7月25日在南都个论版上刊发了。文章长不到两千字，但随后却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辩论风暴。

　　这篇小小的评论，却和30年的改革开放息息相关。这30年来，一方面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从中受益；另一方面，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普通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越来越强，一种仇富的情绪正在蔓延。在这个利益日益分化的时代，有一种危险思潮正是利用了民众的不满，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但历史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通过发动阶级斗争，剥夺地主、富农，斗争资本家，结果只是平均分配了贫困结果，回到共同贫穷的“穷人国”。正是对这种危险倾向的警惕，茅老师在文章中提出，“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这就是后来网上攻击茅老师“优先保护富人”的来由(可见很多骂人者根本没看懂茅老师的文章)。

　　同时，茅老师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茅老师强调，“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1929年出生的茅于轼，今年已经78岁高龄，他历经过战乱与内乱，他深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走出历史三峡的希望所在，他也深知“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他不能对这个国家和人民当下的危险倾向熟视无睹，他必须出来发言。

　　文章发表后，有网友读出了其中的深意，至今我还把这位网友的留言放在我的MSN上，他说，“一个强盗用刀指着富人和穷人，谁掏的钱多谁就不用挨刀。富人掏了钱，穷人挨了刀，穷人是应该仇视富人，还是仇恨强盗呢？没有强盗对穷人和富人人权的控制，就不会有富人用财富去收买强盗。”中国人几千年来有过深重灾难，就是在于人权缺乏保障，甚至根本没有人权。所以，我们今天说要保护人权，就是保护每一个人的人权，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事情的变化源自薛涌的那篇《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在茅于轼的文章见报后，薛涌随即写来了批评文章《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我们在收到薛涌的文章后，认为薛的批评不能成立，因为茅于轼正是一个既给穷人办事(比如富平保姆学校及山西小额贷款扶贫项目)，现在又给富人说话的人，因此我在给薛涌的信中作出解释，“茅于轼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给人家扣上一顶既得利益代言人的帽子，我认为是非常不妥的。”事实上，我们随后也刊发了吴向宏对茅于轼的批评文章《既帮富又扶贫的茅于轼先生为何挨骂》(见8月10日《南方都市报》)，指出“茅先生这种言论，隐含着的正是他自以为摆脱掉了的‘阶级斗争思维’”，因为“世界上并不只有穷人和富人”。

　　但是，薛涌并没有接受我们的解释，而是把不发表他的批评文章等同于不能批评茅于轼(尽管我们发表了其他作者批评茅于轼的文章)，在网上四处发布了他的“战斗缴文”《茅老是好人，但难道不能批评吗？》，声称南都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事实上，据我所知，他的那篇文章已经在新浪博客上发表，言论自由已经实现了)，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网络大辩论。诚如这场辩论风暴的重要参与者笑蜀所言：“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的仇富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个人觉得他们没有真正理解茅先生为富人说话这个观点的语境和真正的含义。本来是穷人的真朋友的茅先生，现在被他们以穷人的名义加以审判，简直就成了穷人的公敌了。”

　　在这场辩论中，我们不能不警醒的一个事实是，在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的当下，民粹主义已是一个客观现实，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理应服务于公众利益却又独立于公众非理性的民粹化情绪，更不能主动迎合民粹主义的倾向，迎合社会仇富心理，在人权上实行所谓穷人富人双重标准，甚至以非学术的身段哗众取宠。人权永远只有一个标准，即人的标准。

　　此外，这场辩论除了穷人富人之争外，还牵涉到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诚如这场辩论的另一个参与者指出的，“言论自由所针对的是公权力而非媒体。言论自由就是要禁止公权力干预媒体和言论，以确保一个言论、观念的自由市场，让众声自由喧哗，让媒体保持独立，让众多媒体平等竞争，让多元价值在竞争中共处。所以，某媒体不发表某类稿子或某人的某篇稿子，与言论自由无关。比如，美国几大主流媒体，有左倾的《纽约时报》，有右倾的《华尔街日报》，它们对同一公共事件的报道和评论，立场会有很大区别，编辑在编发稿件时自然会有各自的取舍”。我也曾经和同事就此事开了个玩笑，“每天都有几百个读者向南都时评投稿，如果必须统统刊发的话，那南都时评起码要扩100个版。”对稿件进行甄别取舍当然是一个编辑应有的权利。

　　虽然饱受各方攻击，茅于轼却不改其一贯的厚道，他在2007年8月10日给我们的信中写道：

　　“我希望薛涌和南都报的合作不要中断。南都报可以补发薛涌的文章，尽量体现平等自由的精神。也希望薛涌把拒载和言论自由区分开来。一个媒体刊什么，不刊什么，总有他选择的自由，这和国家的言论自由无关。不能因为拒载某篇文章就认为言论没有自由。薛涌批评我的某些观点，比如中国有没有仇富，中国百姓历来是穷还是富，我不想反驳，让大家来判断。的确我的历史知识很不够，请历史学家来说。我没有说过先保护富人。我一直强调富人穷人一样要保护。至于为什么我要为富人说话，其理由我已经在文章里说过了，不再重复。

　　茅于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