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尴尬事

　　当记者，是个容易得罪人的行当。如何既坚守自己的独立立场，又维护和采访对象的长久关系，这是个两难

　　徐琳玲

　　和形形色色、个性与经历各异的采访对象交流是件乐事，也是件益事，特别是当你打开了对方的内心世界。其中一些“相见恨晚”的，后来还真成为了朋友。

　　可麻烦的事情总是有的。这一年，我采访老翻译家张玉书。老先生颇有长者之风，风趣而且谈吐文雅，和他聊天，真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照老人要求，我在发稿前把文章传给他看。老一辈学者的治学态度真令我汗颜，五六千字的稿子，他竟然花了两个晚上仔仔细细琢磨，在文字和文风上，都给了我不少修改意见。

　　然而，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我们俩发生了争执——在原文中，我写到老先生跟我谈起的一点往事，当年他在北大当助教时日子很清苦，后因翻译《海涅文集》稿费颇丰，“有钱买猪肉吃了，很开心”。话落为文字，老先生却要求把这个关于猪肉的句子删掉——“粗俗，不雅”。在我这个后生晚辈看来，这“充满了生活真实的质感”，我试图说服老先生——其实，猪肉和海涅的诗、席勒的戏剧并不矛盾。

　　“那我就不允许发这个稿子。”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在电话中忽然一下子强硬起来了。我愣住了，时常会碰到为了稿子与采访对象争执的事，这样关乎格调的问题，我还是第一次遭遇。幸好，这是个无关轻重的细节，老先生的意见也不能不尊重。

　　这一年，我还稀里糊涂地和某著名专栏作家结上了“梁子”。个中曲折，就不在这里具体展开了。话说某天，主编打了个电话给我，问我是否看过该作家的博客，领导的语气很抱歉，总之，他说这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他会向对方作出解释。

　　这位作家的影响力和粉丝群都是巨大的。几小时后，朋友们的电话相继打来。“哦哟，你都出名了。”——一位台湾同胞带着闽南拖腔开口问候我；接着，另一位上班时间就是泡网站、看K线的朋友，干脆把作家的炮轰文章分为几段，用手机短信一条一条地给我发过来。

　　当看到那篇用词尖利的文章和粉丝们热热闹闹的跟贴，我还是犯了佛家说的一个“嗔”字，愤愤然觉得，他作为一个熟悉流程的前媒体人，不该不知道一个记者的职权；另外，这明显是滥用公共权力——请原谅我和所有半瓶子晃荡的知识青年一样爱上纲上线的毛病。

　　后来释然了，既而惭愧——毕竟，在整个事件里，该专栏作家是受了些委屈，而文字是他唯一的自卫武器，如果他把满腔怒火化为文字，并宣泄于我这个其中唯一和他直接接触的，也是合情合理。幸好，误会消除了，一切平息。

　　当记者，是个容易得罪人的行当。如何既坚守自己的独立立场，又维护和采访对象的长久关系，这是个两难。我所坚持的，就是守信用，若是采访对象在采访前提出看稿要求，就不能失信于他。但是，除了纰漏和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对于记者独立判断和真相披露部分的异议，我会和对方商量，同时提醒他——“我是一个记者”。

　　问题没这么简单。这一年，中国商界一位传奇人物把自己新办的公司送上了纽约证交所。两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他，当时他刚刚创办新公司。于是我再度约访。

　　但，几天后，我从一个同行那里得知，该商界人士对我此前的报道颇为不满，原因就出在文中评价他个性的几个字眼上。他也是历经商海沉浮的人物，被捧过、骂过、猜忌和怀疑过，到现在“阴谋论”也没离开过他。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么一个“对媒体早就麻木了”的人竟然会对几个平常的中性评价字眼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采访当然被拒绝了。我很自责——本来，那只是一个纯粹文字技巧的问题，或者真是我的轻率和武断。

　　《圣经》说，人都是“自以为义”的。无论是左是右，是女权主义者，民族分子，还是我们这些自认为坚守着良心和独立立场的媒体人士。而在很长时间里，我都很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摩西十诫中，人心的骄傲被列在杀戮和淫乱之前。

　　存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本该如此。

　　(徐琳玲，本刊记者，代表作有《超女教父魏文彬》、《段永平 隐逸富豪的慈善之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