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宁为玉碎的大家

　　-本刊记者/汤涌

　　40年前的中国，一批正直的知识分子遭遇不幸，他们中不仅有以出走震惊中外的马思聪，有自杀冤死的傅雷夫妇， 也有在电视辩论中怒骂张春桥的贺绿汀

　　一向对政治不热衷、不敏感的马思聪命运发生巨大转变开始于“文革”，但这位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挨整并不始 自1966年。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文艺整风时，就有人整过他的风，1957年幸于周恩来总理出面过问，马思聪未被 打成右派分子。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音乐界集体挨整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几度自杀被逼吃草

　　向泽沛7岁起师从马思聪，直到1966年马思聪在“文革”中挨斗，这位跟随马思聪学艺14年的学生也被赶到了 北京平谷县劳动改造。

　　一天有位同学告诉他，回学校看看吧，马思聪被打了，今天又要开他的批斗会呢。向泽沛思念恩师但没有进城去看批 斗会。“我保护不了先生，也不愿意看见他被批挨打”。40年后，向泽沛在对《新世纪周刊》回忆起“文革”初年中央音乐 学院的乱象时，还是用了当年他拒绝同学的那句话。

　　马思聪在中央音乐学院属于一类劳改分子，他的八妹大提琴家马思琚和十妹长笛演奏家马思芸属于二类劳改分子。中 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小将们对一类劳改分子的打击非常严酷，他们向上海音乐学院看齐，而后者在“文革”中接连逼出人命的 行为，更是令人发指。

　　就是在这所曾经的音乐殿堂里，被皮带抽得满脸鲜血的马思聪几度自杀，但都没有死成。马思聪的学生中也有振臂高 呼“打倒马思聪”的。还有人因为疯狂过度，喊出一声“打倒马克思”而遭致一场前所未有的群殴。

　　自杀未遂的马思聪被拉去劳改，别人拔草，他却被逼吃草。

　　“意外出走”震惊中外

　　马思聪被批挨打半年多以后，一直看不到运动停止的迹象，这与他在前几次运动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似乎不同。于是在 一次集体批斗会后他问政治上比他成熟的老共产党员、他在音乐学院里的老搭档赵：“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说 ：“照我看，刚刚开始。”

　　向泽沛在1967年1月曾经从平谷回到中央音乐学院，想看一眼马思聪，造反派们还说他“你黑帮串联来了？马思 聪不在了”。

　　是的，没人知道马思聪是什么时候“不在的”，就在向泽沛回校看望他的这个月，马思聪原想到香港避一阵子，不曾 想却被美国驻香港领事“护送”到了美国。

　　“我们猜想三哥是病了还是怎么了？为什么多天不见了，我和妹妹还准备了一点钱，想在水房附近见到他时给他。” 八妹马思琚回忆：连续多天没有在水房碰到马思聪，接着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马思聪叛国投敌到了美国，“中央音乐学院 一下子就沸腾了。”

　　马思聪在赴美的飞机上，与领事有个约法：不面对媒体、不许披露他赴美国的消息、不领取美国政府政治避难金。

　　但是三个月后，他还是被推到了媒体面前。1967年4月的纽约，西方媒体都在渲染着同一个记者招待会，马思聪 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他在文中揭露了中国文革对文化的破坏，但一再声明“我 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此消息一经播发，大字报上马思聪从此成了“马贼”。他不仅在民间被叫作叛国贼，在由康生牵头的“002号专案 ”中，也被以“叛国投敌罪”结案。

　　19年以后的1985年，拔乱反正的中国为马思聪平反，但是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未及回家就客死异乡。　　

　　在苦难中艰难抉择

　　早在马思聪挨斗被逼吃草的时候，他留法时期的故人傅雷已携夫人朱梅馥于1966年9月3日双双自尽。他们是在 经历了“文革”初期的跪板凳、戴高帽之后，怀着一颗悲愤而绝望的心从容赴死的。朱梅馥在自缢前还在板凳下放了一块棉胎 ，为的是板凳倒地时不要砸醒了邻居。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章彦在接受作家叶永烈关于马思聪的采访中说过：“那时上海音乐学院已经有好几个教授被逼自杀 ，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听了，竟说：‘我们这儿的运动没搞好，怎么一个也没有自杀？’。”

　　上海音乐界在“文革”中损失惨重，就在傅雷夫妇冤死三天之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及夫人上海音 乐学院附中业务副校长程卓如共赴九泉，他们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打开了煤气。程卓如的死因是“痛感人格得不到尊重，愤而 弃世”，他的先生于是“随之而去”。令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羡慕”的上海音乐学院，有人统计过，这里有17人自杀。事 实上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所谓的“革命”不仅是自戕，简直称得上是“集体自杀”。

　　在马思聪被迫骑虎的年代，夫妻一同赴死的不独是音乐界现象，历史学家翦伯赞在马思聪出走近两年的1968年1 2月18日，与妻子戴淑婉同服安眠药而去。

　　也有人与“四人帮”顽强斗到底。

　　马思聪的老朋友，同为音乐学院院长的贺绿汀，身处重灾区——上海音乐学院。这位抗战时期就为民族贡献出《游击 队之歌》和《嘉陵江上》的老革命，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第一号人物。贺绿汀在电视批斗大会上与批斗他的人进行电视大 辩论，并直指张春桥，此后境遇可想而知。身陷囹圄的5年中，贺绿汀写了80余万字的辩驳和申述材料，勇敢地对诬陷不实 之词逐条批驳。

　　在北京，与马思聪同台挨批的赵和刘诗昆等在经历了更多的苦难后，终于熬到了人生与艺术的又一个春天，他们在2 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重新为病愈的祖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