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失颜色,香港失理想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0日16:41 新世纪周刊

  在这人人都在谈论文化产业重要性的光景,每个能够代表某种文化精粹的名字,都会被冠上“图腾”的光环。“图腾 ”愈多,那个地方就愈被看见和崇拜。这被香港人形容为“插旗”效应。曾几何时,挥舞着“娱乐”这支大旗,香港人征服了 多少华人地区,替香港写下多少神话。

  一度,若没有香港娱乐文化的覆盖,那个地方的华人便没有“梦”。“香港小姐”是现代版灰姑娘,寂寂无闻的女孩 子一夜成为万千宠爱,李嘉欣如是,张曼玉如是;“港产片”同样是数不尽从虫成龙故事的发源地。周润发原是南丫岛的赤脚 少年,周星驰是临时演员,成龙在李翰祥电影中梳丫角髻跑龙套,还要牺牲色相与肉弹上演床戏,刘德华、梁朝伟刚中学毕业 便进入电视台从低层做起,但今天各人皆成撑住香港电影的支柱,从影以外,还得经常性挺身而出,为前景不明的香港电影工 业加持。幕前有上述一批图腾,幕后的也煊赫一时,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邵氏、国泰到七十年代“新浪潮”,再到八九十年 代新艺城、德宝、电影工作室、UFO、BOB、永盛和中国星,还有个人签名式如杜琪峰、王家卫、徐克、许鞍华、关锦鹏 、王晶等,无不被视为近代华人电影翘楚。再下来是由四大天王天后皆由无线捧红到郑秀文、李克勤、王菲等红歌手均须演出 无线剧集的历史看来,TVB才是真正操控上述两种影响力的幕后旗手。甚至可以说,没有TVB,港姐、港产片、港剧根本 不可能在华人文化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

  变相由一个机构所生产的香港梦,折射出香港人所追求的欲(愿)望,通常都是名成利就。美丽、受欢迎、有钱、有 权势、过着一种名叫“享受人生”的生活。这些追求通过港式娱乐和媒体在华人世界中发扬光大,所以娱乐不再只是消闲,而 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大部分的香港人来说,拥有明星的条件和生活得像明星一样,那叫“理想”。

  没有多少人再看到刘德华、梁朝伟风光背后的“没有自由”的代价。他们出入坐私人飞机,站在全世界的镁光灯前挥 手微笑等,在羡慕他们的人眼中却是“理想”。最近,我在出席某戏剧高校的工作坊时,完全感受到20岁不到的戏剧学生承 担的庞大压力——他们都认为“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压碎”——并非个人的戏剧理念如何受到主流价值观所压制和摧毁,而是 没有自信,或根本不打算付出努力来换取刘德华梁朝伟与张曼玉在今日的地位与成就。

  香港明星不止给香港人提供“成功”的幻想,他们也是全球华人绮梦的对象。然而,不论这些图腾带来多少正面负面 的影响,香港的明星效应到底是一个城市20年的日月精华,一旦物换星移,当他们的光芒随着老化的老化、青涩的青涩而无 法将魅力顺利交捧和换班,香港,作为华人梦工场的大招牌,恐怕也无可避免的要转挂在另一个屋檐下。譬如电影,内地已朝 发展成东方好莱坞的道路进发;或者流行音乐,台湾明显已成新世代华人音乐巨星的生产地。

  若用香港人的说法,已插的旗被一一拔起,香港的光环,因而不复璀璨如昔。没有人能否认,香港没有第二个梁朝伟 ,而刘德华第二也不是香港人,他是内地红人黄晓明。纵然张曼玉的气质和地位没人可代,但更招人妒忌——即是羡慕的“女 人”并非远在天边,却是近在眼前的汤唯与章子怡。她们可以是女孩,但又不怕是女人,反观香港的新一代女明星女艺人,没 几个不爱以“天真无邪”形象示人,造成她们被“欲望”的层面相对狭窄——少了胆色,自然欠缺生命力。

  内地一位朋友告诉我,香港唯一还在发酵的明星类型是在“港剧”。但香港电视剧演员在内地再红再火,都只会是某 种“望梅止渴”。小荧幕和大银幕终究是两样的旅程——前者是驿站,后者是目的地。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将凭一部电视剧走红 到在戛纳或威尼斯名留青史。

  粉丝之母温超超

  历来,有名有姓的都是偶像,至于粉丝,只是群体,所以他们共用一个称呼。当然,粉丝做到名声大震的也有,比如 杨丽娟。

  古代也是一样,偶像不少,粉丝更是多如牛毛,但知名粉丝却是奇货可居。尽管潘安出门时,有大把女粉丝往他车上 扔水果;宋玉有东邻女扒墙头偷窥三年;风流词人柳永有一群妓女粉丝团,传唱他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但这些粉丝们留 在历史花边上的不是闹哄哄的群像,就是形象模糊的甲女或乙女,没有人知道她们姓什名谁。在旁人看来,一个粉丝的作用无 非是证明偶像的存在。

  宋代粉丝温超超得以存名,是因为她的辉煌偶像——苏轼。确切地说,是缘于后人对苏轼一首词的争议。“缺月挂疏 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正是这首《卜 算子》,让某些有考据癖的后人争论不休,而牵扯出了温超超。

  问题出在苏轼做词的时间、地点,以及为谁而作上。一派认为是在黄州,为一王氏女所作;一派认为是在惠州,为温 超超所作。宋代王茂在《野客丛书》中,讲述了一段疯狂粉丝温超超的追星史。话说当年,苏轼被贬惠州。当地温都监的女儿 ,颇有资色,年方十六,待字闺中,听说大文豪苏东坡来了,欣喜异常,还疯疯颠颠地跟人说:“他就是我的夫婿”。那时, 苏东坡已是位57岁的老男人,两鬓飞霜。而陪伴在他身旁的是第三任妻子王朝云。

  温超超甚至比杨丽娟还疯狂,她连苏大文豪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非他不嫁了。想必,温超超早已被苏东坡的才华所 折服,并因迷恋他的诗词而对他心生爱慕。也许最打动她的是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这 首悼念亡妻的词中,苏轼的幽幽深情足以打动每一个女人的心。而在那个女人的幽怨年代,少女的思慕常常是缥缈虚无,如水 中月、镜中花。杜丽娘式的游园惊梦,想必是许多闺中小姐都曾做过的春梦一场。否则,当年也不会有豆蔻少女,因《牡丹亭 》而误以为汤显祖是翩翩公子而狂写情书了。

  苏轼被贬惠州,对温超超来说,是天降奇缘,是梦想成真的一次绝妙机遇。此后,当夜幕降临,温超超在暮色的掩映 下,偷偷来到苏大学士窗前徘徊,看着他吟咏诗词的剪影发呆。时间一长,苏轼感觉窗外有动静,推窗正欲探个究竟,却见她 逾墙而去。

  温超超的大胆倾慕,却让苏轼很是为难。当时,他年近花甲,仕途不顺,心气低沉,早已激情不在,何况身边已有王 朝云陪伴,因此对这年仅二八的女粉丝并无非分之想。于是,苏轼想出了一个安慰粉丝的办法,承诺要把她介绍给一位王公子 。谁想,没多久后,苏轼又被调到海南。偶像的离去,让温超超相思成疾,忧郁而死。三年后,苏轼再回惠州时,为她写了这 首词。寂寞沙洲,那是她的埋葬之地。这位痴情女粉丝终于赢得偶像的一次真情流露。

  温超超偏执、脆弱,似杨丽娟,但她获得了普遍的同情。那是因为在11世纪的中国,按个人意愿去追求爱情是一种 勇敢,哪怕带有点妄想。更重要的是,温超超人格还算健全,没有因为自己追星而把整个家庭拖垮、断送。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苏大词人名传千古,那自不会有后人的津津乐道和争论不休,也就不会有温超超这位知名粉丝的 出场。李贽这样评价她:“余独悲其能具只眼,知坡公之为神仙,知坡公之为异人,知坡公之外,举世再无其两,是以不得亲 近,宁死不愿居人间也,然则呼王郎为姻,彼亦必死不嫁也。何者?彼知有坡公,不知有王郎也”。言外之意,一个女人的爱 情,一个女人的生命,并无分量,只有当她能佐证一个男人的伟大之处时,才能获得怜悯。这恰是几千年来,无数男人的偏执 发作和执迷不悟。粉丝之于偶像,女人之于男人,这双重的失衡,都落在温超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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