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授，坏榜样

　　-张鸣

　　复旦大学的学术规范委员会对该校的三起学术违规事件，做出了调查结论，并提出了处理意见。虽然涉及的相关教授 处理建议都是暂时停招研究生和博士后，甚至仅仅责令相关责任人做出检讨，比起国外同等状况，要轻不知多少倍。但毕竟人 家出手了，而很长一段以来，许许多多曝光和没曝光的同类事件，不仅没有被处理，有些人在被抄者告上法庭之时，居然还有 脸应诉，而且还能利用各种关系，把官司打赢，活生生上演李鬼战胜李逵的闹剧。

　　复旦大学的学术规范委员会，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这两年新成立的虚体机构，类似的机构，好像很多学校都 有，连教育部也有。只是，机构归机构，抄袭归抄袭，腐败归腐败，从来没见哪个学校这种委员会处理过这样的案子，哪怕已 经在媒体炒得沸反滔天。倒是听说有这样的事情：有些学校在有关事件媒体曝光之前，通过关系运作，将稿子压下，或者在媒 体曝光之后，学术委员会一致声援抄袭者的。

　　复旦大学此次处理的学术违规事件中，从表面上看起来，所涉及的“大牌教授”多少有点冤，有两起事实上大牌教授 并没有亲自动手，抄袭的事是学生或者年轻教师干的，但大牌挂了名，因此构成学术不端。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大学和研究机 构都存在，抄袭事件但凡被揭露出来，十有八九是大牌教授学生的手笔，挂了名的教授只是失察，却将几乎全部的黑锅都背上 。

　　就目前而言，这种大牌教授背黑锅的事件，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情况：一是学生或者年轻教师出于方便发表或者出版 的原因，要借大牌教授的大名，而教授公务繁忙，来不及详察，结果东窗事发，污水着身。

　　第二种情况，是我们的大牌教授自己比较贪心，凡是能染指的成果，总不肯放过，挂上名连作品都懒得看，即使看， 也看不出名堂，其中命不好的，未免出乖露丑。

　　第三种情况，是我们的大牌教授有一堆各种各样的课题和项目，自己身兼数职，开会都开不完，哪有时间做，于是事 无大小，一律交给学生来办，负责点的过问一下，不负责的连过问都省了，而学生替老师做课题，报酬往往连民工都不如(社 会科学类的，有的一点报酬都不给)，学生自然没有积极性，于是就把任务“委托”给网络，这样，我们的大牌教授就难免要 背黑锅。

　　事实上，现在出于第一种情况的，不是没有，但很少；第二种比较多；第三种情况最多，而且方兴未艾，正在发展中 。

　　第三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当今的研究与培养体制的问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是忙于行政事务的学 官，所能拿到的课题和项目就越多。等于说，越是没有时间做研究的人，国家给他们的研究课题就越多，因此，他们只能把绝 大多数的事情交给学生来做。导师变成了老板，学生变成了打工仔，而现在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制度上也鼓励这种状况(可 以理解，因为政策都是学官定的)，规定凡是没有课题的教授，就不能或者少带研究生，课题多的，可以多带。

　　当然，让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不是全然没有好处，也确实有学生因此得到锻炼。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很多学生来 说，他们参与课题，只是做一个又一个重复性的劳动，有些意识形态味很浓的人文社科课题，甚至连起码的锻炼都得不到，做 得越多，素质越差。而且，多数导师给学生的工资都非常低，低到连农民工都不如，因此这些学生往往自称廉价民工。即使能 够得到一些锻炼的学生，他们干的是导师的课题，自己的兴趣基本谈不上，创造性也难以培养，至于那些只是出力气的学生， 则什么都得不到。结果，学生耽误了，而导师也处于抄袭的风险中，更休谈学术创新。

　　大牌教授是当今学界的领头羊，不管他们是真领还是假领，很多的年轻学者尤其是广大的学生是看着他们的，他们可 以引领好的风气，也可以做坏的榜样，现在的体制，在某种情况下，是一种助长教授学坏的因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