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朱宗震

　　儒学正在复苏，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正在进行新的探讨。但目前主要似乎局限在道德层面上，其实，我们当代根本 的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问题。梁启超在1920年11月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阐述了中国传统思 想与当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两千年来 生计社会之组织，亦蒙此种理想之赐，颇称均平健实。今此问题为全世界人类之公共问题，各国学者之头脑，皆为所恼。吾敢 言我国之生计社会，实为将来新学说最好之实验场，而我国学者对于此问题，实有最大之发言权，且尤当自觉悟其对此问题应 负最大之任务。”

　　确实，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思想和经济生活的元素，在中国源远流长。孔子就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 ”，周礼就规范了社会救助系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检验社会生活，中国社会是一个农耕文明下的家族制社会 。举族迁移，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家族生活的“社会主义”元素，就是必要的条件。大家庭同居共财，在解放前还很兴盛。而 作为古典社会生活的典范，是“义门”宗族：一个数百口人的大家族，同居共财，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平均分配加按需分配 (上学、婚丧特需等等)，和睦相处，成为皇帝旌表的对象。虽然不是普遍的社会生活，却是全国学习的榜样。介于大家庭和 “义门”之间的“社会主义”元素，则是范仲淹创造的义田制度。宋朝的儒士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出将入相，享受高官厚禄，但身后竟贫无以为葬，留给子孙的只是“施贤活族之仁”。也就是他把钱都拿去捐助贫困而有道德 才华的人，以及创设义田，救济贫困的族人。追求公平的科举制度和均田理想，都是在实际生活中产生影响的传统文化。所以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抑制豪强兼并的结果，就成了小土地所有者的汪洋大海，直到土地改革实现了给农民均分土地。

　　最近看到有人介绍日本工业化时期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以儒学经商，“富而仁”，“利而义”。我不了解日本文化， 或许这是日本儒学吧？至于中国儒学，我最近研究了中国上世纪初期工业化过程中的企业领袖：张謇、陈嘉庚、范旭东、卢作 孚。他们都是大企业集团的创始者和经理人，服膺传统道德，是为社会服务的君子，不谋个人私利，甚至没有个人资本。陈嘉 庚“服膺社会主义”，他经营的陈嘉庚公司，其资产都捐助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卢作孚声明，他经营的民生公司不走 资本主义道路。他是“一个没有钱的大亨”(指个人，不是公司)。如果日本坚持这样的“儒学”资本主义，或懂得以德怀远 的道理，恐怕就不会侵略中国了吧？

　　中国社会各政治派别，无不赞成社会主义，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理论，包括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胡适在内， 经济上都是社会主义者。陈嘉庚、卢作孚式民营社会主义实验，没有能够推广，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人 民公社就是个扩大了的“义门”，是个不同姓的同居共财的集团，毛主席就成了个大家长。但基于农耕文明的实验没有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验，三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公平走向效率。当然，问题继续存在 ，那就是共同富裕的目标如何实现？也就是和谐社会如何建设？梁启超的预言还在实践中，还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也是学者 们应该真正下工夫的时候。

　　现在，有少数人过度炒作儒家经典，甚至有盲目崇拜的现象。其实，文化就在生活中，儒学影响无处不在，正反面的 影响都存在。文本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必须对传统社会生活和现实社会生活结合起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向国际上的 先进理论和先进经验学习，是非常关键的部分，但也应该看到传统文化的正面作用。例如，中国传统大国文明中的开放意识， 儒学的文治主义，摆脱了锁国政策后的大国心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我们的开放超越了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起步时期的 水平。例如勤俭的原则，国民保持着很好的储蓄率，所谓高消费也是支援国家建设的论调，不被社会认同，将成为未来环保型 消费的文化基础。又例如，知识分子的产业报国意识(以天下为己任)，在高科技行业中的作用。等等。回到制度的层面，中 国社会中的公平意识，虽然有负面因素，但也根深蒂固。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进行实验的结果，贫富 差距扩大。新一轮的追求，就是在高效率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公平。尽管我们在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方面，必须学习国际上的先 进经验，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出更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成为我们创 造新制度的强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