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宏昌的30年

　　文/一 丁

　　站在家门口外面的黄杨树旁边，58岁的严宏昌正从容平静地面对摄像机，接受一家电视台的采访。这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了。自从1978年秋天的那个夜晚，他和小岗人发起了轰动全国的大包干之后，他就成了名人。每年，他都要接待一二十家海内外媒体的采访。但是，这并没有打乱他的生活，质朴温厚的严宏昌依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总会不厌其烦地讲述小岗曾经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上演的经典一幕，他总会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的想法和憧憬。

　　苦尽甘来

　　1978年的小岗村，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妙。20户115名村民，早就被人民公社时代“上工大呼隆，下地似绵羊”弄得没了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之低，被自嘲为“一亩地种20斤种子，收18斤，收时不用镰刀用手拔”。生活的窘迫，已使两户农民重新拿着讨饭棍儿到江西讨饭去了。

　　小岗村在安徽有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因为这里的土地半岗半洼，是个十年九灾的地方，每年打着花鼓到外省讨饭，让“凤阳花鼓”成了“讨饭”的同义词。

　　“我们那时穷啊，哪里买得起花鼓。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家家户户拿着两个讨饭棍儿，背着铺盖卷就走了，门都不用锁，家里空的什么都没有了。”童年时代跟着大人讨饭的屈辱经历，让他内心受到极大刺激，年幼的严宏昌暗自发誓：长大了一定不再过这种生活。

　　22岁，高中未念完的严宏昌就离开小岗到城里寻找生机去了。渐渐地，聪明能干、又有悟性的严宏昌开始承包一些建筑上的小活儿，成了“小包工头”。也正是从承包制，让他看到了人们工作的热情和效率。

　　1978年，小岗人想起了这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希望他能回来当干部，把他们带出饥饿的境地。不曾想，严宏昌却并不情愿接受。在他看来，自己只干过20多天的农活，不懂农业生产，加上，村里那么多人都当过生产队的干部，都没有干好，我又不是龙，能干好吗？

　　严宏昌向生产队提出条件，每月给队里上缴15元，仍然在外干。但是这个金额一直抬升到45元也没有得到队里的批准。而当时的小岗人均一年的收入也只有18元多。“队里是铁了心让我回去，说如果我不回，就把我父母和我全家开除。其实我也知道这是激将法。”最后村里年长一点的关友江，语重心长对严宏昌说：“你让我们每天喝上两顿菜稀饭，我就满足了。”“我顿时眼一酸，泪就落下来了。我想，老百姓要求不高，还没有说要三顿饭啊！”就这样，严宏昌被大伙儿选上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目睹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人们出工不出力，为了考勤、工分争执不断的景象，严宏昌十分焦虑，他一一向父辈们讨教。严宏昌的父亲告诉他：“我一生中的黄金阶段是在1950-1956年。”原来，1950年，全国实行土地改革，让父亲和全国的农民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耕者有其田”。各家各户迸发出的劳动热情，使得家家年年有好收成，交了公粮后还有多余的口粮。1956年进入高级社后，所有土地归为集体的小岗，却在1957年第一次吃了国家的救济粮。到了1961年和1965年，凤阳先后两次又实行了极其短暂的“责任田”和“自留地”，每家仅有的半分地的产量竟超过集体一亩地的10到20倍。父辈的经历让严宏昌得出结论，小岗不是不长粮食的地方，而是大集体时代的生产方式使人失去了生产的主导力。也是因为从父辈那里了解到了“自留地”曾给农民带来的增产效应，严宏昌开始对小岗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在当时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是国家政策所不容的“禁区”。

　　怎么办？小岗前后67口人饿死、6户全家死绝的阴影激起了严宏昌铤而走险的勇气。为了严守秘密，严宏昌和村干部约定，全村20户户主在1978年11月24日夜晚，到村会计严立华家秘密商讨“包产到户”。

　　那天，严宏昌趁着天黑悄悄走到严家。“因为已经有2户讨饭去了，所以那天来的是18个户主。虽然，大家事先都知道会议的内容，但是，大家交流的却是讨饭经验。”当严宏昌和村干部正式提出“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做法时，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

　　严宏昌在一张毛纸上写下：“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我们还订了协定：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接着，18个不愿再挨饿下去的农民纷纷在这张“生死状”上庄严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按照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摁下了鲜红的手印。此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带着悲壮的勇气，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

　　“当下，我们就按照生产队的地亩表，每人四亩半地的标准，把土地分给大家。”

　　“这一仗必须打赢。”严宏昌干练地挥了一下手说。

　　出人意料的是，分田后的严宏昌却睡不着觉了。怎么才能让大家手里有点钱呢？他在想。

　　一天，他在镇子上看到1斤花生能卖1.03元，心里一动。常听老人们说，花生是不要肥料就能长的作物。那么，一亩地要6斤种子，投入才6元多钱。按照毛主席说的定计划要有充分的余地，他想就算种6亩花生只收回一半，也能挣点钱啊。兴奋的严宏昌立即召开会议，动员大伙卖家底也要买花生种子种花生。

　　果然，这一仗打赢了！小岗第二年向国家交了13.9万斤粮食，单花生就是3万多斤，而在从前，国家给的上缴100斤花生的任务都完不成。

　　小岗人均收入从20元一下子上升到400元，增长了20倍。

　　那时粮食多，就囤在院子里，上面盖着稻草。严宏昌笑着说：“这在从前是前所未有的，你说会不会有人偷？要在过去，就是放在你眼皮底下都看不住。”

　　困难重重

　　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大包干后的几年，小岗村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农民的日子渐渐好过多了。严宏昌家也旧貌换新颜地搬出茅草房，住进了大瓦房。但是，随着粮食的日渐增加，严宏昌碰到了卖粮难的尴尬。同时生产资料价格的增加让他觉得单纯指望种地是无法富裕的。“柴油原来是1公斤1毛，现在是1公斤6元。还有化肥等。农民负担加重了。”严宏昌说。还有什么“三提五统”、国家的土地税，由每人每亩十几块，涨到每亩三四百元。

　　80年代中期，为了寻找富裕之路的严宏昌，自费到先进地方的农村考察。在云南瑞安的塘下镇，他看到只有三分地的农民，在大办企业。“因为家家在海外有华侨，所以信息发达，他们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比我们超前。”严宏昌接着说：“他们家家都有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在小岗是根本见不到，也想不到的。”

　　之后，严宏昌又在去往温州的路上看见挂着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江西等省车牌的大卡车，排着队地往温州乡下开。好奇的严宏昌跟着就去了。原来这些车是来拉化纤袋的。这里的农村家家户户将塑料回收后，加工成膜，再做成编织袋。一个袋子交给集体时是2毛钱，但是向外省卖的时候已然上升到了八九毛，“需求量真大，提不到货的人就住旅社，有的住上半个月都不一定领到货。”这启发了严宏昌，他暗暗思忖，我们小岗要做这个，不用说卖给外省，只要卖给凤阳县化工厂就有得赚了。况且只要投入6万元钱就行。

　　严宏昌赶忙回村，将这一想法说给大家听。没想到，大家不太看好，不同意做。最后严宏昌只好自己花了1万元，买了两个塑料再生机器自己干，22天就收回投资，6个月就赚了几万元。“这时有人找我谈话，说我搞资本主义，愣把动力线给撤掉了。这不，那机器现在还扔在家里。”严宏昌说着，用手指着闲置在墙角灰蒙蒙的机器。

　　到了80年代末，全国粮食价格又开始上涨，一个人就能卖出几千公斤粮食的种粮大户严宏昌又发现了一个新商机，他看到很多农民把卖粮食的余钱花在盖瓦房上。办个砖窑厂一定能挣钱！他想。为此，严宏昌特意请来了江苏镇江的工窑师，请师傅鉴定小岗的高岭土能否做砖。答案令他非常满意。但是由于不便说的缘故，项目又泡汤了。

　　“90年代，心发慌啊。”原来江浙一带很一般的农村都超过了小岗，特别是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亿元村，如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让严宏昌和小岗村的干部、村民每天都切身感到被甩在后面的落寞和致富的紧迫。倔强的严宏昌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希望引进项目办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在公司运作下，十几个带有‘小岗村’名字的公司先后成立，像瓶盖厂、工艺被厂、电子仪表厂、面粉厂、摩托车镜子厂、铜线厂等等，但是最终因种种缘由夭折。

　　这样一次次的尝试，机会又一个一个溜掉了。

　　“唉，那时我的心里真是不快活啊！”严宏昌重重地叹出一口气，接着说：“我是大包干的发起人，村子穷，心里不舒服。无工不富，小岗村要发展还是要走工业致富的路子。” 严宏昌显出壮志未酬的无奈。

　　他真的不情愿看到小岗“一年跨出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

　　重走集体路？

　　2006年的一天，严宏昌接到了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严宏昌：“送你几句话，我觉得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得？”

　　原来，2004年从安徽省委财政厅到小岗任党支部书记的沈浩，提出了一个发展小岗的新思路。即，要从以前一家一户的单干转变为发展合作社——统一返租承包，成立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资本金为305万元，小岗村、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和滁州市粮食局为三大股东。合作社将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按照沈浩的设想：村民出租土地，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或者重定租金。对于集中起来的土地，一部分用来种植高效饲料玉米，一部分种植有机蔬菜，剩下的种植树莓。

　　此事发生在别的村可能并不稀罕，充其量不过是一次农民求发展中的探索和尝试。然而事情却偏偏发生在“大包干”的起源地小岗，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这个被外界称之为小岗的第二次土改的事情，首先就引发了全村人的争议。曾经在当年大包干时意见一致的严俊昌和严宏昌，却在这次的分地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以严俊昌为首的挺“合”派坚持只要能创收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而以严宏昌为首的挺“分”派则反对走集体的路子，理由是担心群众再回到大集体时代，没有饭吃。并且，他以农民对土地特有的敏感，担心的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作为农民，土地丢掉了，怎么办？小岗是土里求财，粮食够吃，钱不富裕。农村没有工业不行，最低，农业也要作为半壁江山。

　　严宏昌认为：“小岗当务之急是提高人的素质，其次，应该把村里的水电、通讯、道路搞上去，改变投资环境，才能有条件招商引资。”

　　在他看来，农业将来要搞规模化农业，生产却不一定要大家集中起来做。严宏昌指着地里泛黄尚未收割的水稻说：“以稻子为例，我们可以在市场上看哪个品种的稻子价格好，品质高，我们各家各户就用这个种子。大批量的打入市场，无形中就增加了大家的收入。”同时，他还觉得，小岗农产品深加工市场的前景很好。“你看，我们自己生产的花生、大豆被福建、广东人买了去，做成花生糖、豆奶粉，又卖回给小岗村。我们的资源就这样白白地送给别人赚了大钱，我们汗流浃背却拿了小钱。”他不无惋惜地说：“农产品可以增加附加值，我认为农民的出路除了二三产业之外，可以在农业本身上做文章。”

　　这场沸沸扬扬的争论，最终因为村民们看到土地出租后荒在那里而搁浅。

　　但是，对于小岗这个交通偏僻，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贫穷弱势的农村，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大潮，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困惑也代表着中国农民经历的一切，他们每一次艰辛的探索和尝试都体现着农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已经58岁的严宏昌仍然像当年大包干时一样，追求务实并善于思考。对于新农村建设，他又有了更新的领悟。

　　最近，严宏昌在和凤阳县的一家建筑公司谈合作，希望在村里成立建筑安装公司。这样小岗村里的村民们既能在公司工作，增加收入，又不离家不离土。当需要劳动生产时，还可以下地劳动。“到工厂当工人，这是多少农民期盼的啊！”严宏昌说着。

　　不错，这几乎是他30年的愿望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