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权力关系的改革

　　对“大部制”不很乐观

　　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权力关系的改革

　　南都：2月27日通过的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公报，也用很大比例强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现在大家对政治体制改革都比较关注，十七大报告也专有政治体制改革部分，但我感觉，官方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还是行政体制改革，和通常理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在同一层面上。

　　王占阳：如果是比较重大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可以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跟大局无关的就不好算作政治体制改革了。十七大提出整个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带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

　　吴江：应该说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部分是民主政治建设，内容很丰富。怎么样更公开、透明，更好地落实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选择权和参与权，这些都要政府做出表率。

　　蔡定剑：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权力关系的改革。许多学界的朋友认为，低层次的行政体制改革应该做，也是比较容易做的，但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政治层面的这种权力关系改革是更重要的。这种改革一方面包括党、人大、政府、司法等权力之间的关系调整，另一方面是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权力关系调整，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扩大老百姓直接民主、间接民主的权利。这个层面的改革可能是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的。没有这个层面的改革，行政体制的改革有时候是很难奏效的。

　　南都：几乎每一次政府换届，都会提出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任务。这次的“大部制”也将成为“两会”期间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

　　王占阳：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最重要的是确立民主财政制度，政府的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确立民主财政制度。“大部制”如果没有民主财政制度结合在一起，它的意义会减弱很多。

　　蔡定剑：为什么我们过去机构改革总成效不大，是因为仅仅裁减机构、削减人员，就事论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从政治层面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改革很难有效。这个控制包括人大对机构编制的决定权、对财政的控制等等。不如此，行政机构很容易自己就决定了扩编发展。所以我对“大部制”不是很乐观。

　　下届政府执行力会更强

　　政府应急能力有很大提高，但雪灾还是暴露很多问题

　　南都：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本次“两会”大概也会再次强调坚持改革开发。过去五年间，发生了第三次改革成败大讨论。中国政府近年来的民生与公平取向，也被认为对既往改革的一种纠偏。

　　吴江：坚持改革的思路，始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法宝。不能说改革开放之初不关注民生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改革从农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入手，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民生问题。

　　我国用30年走完了西方100多年完善市场的道路，把西方100多年压缩到30年，矛盾不可避免要暴露出来的。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伴随贫富差距、城乡矛盾等问题，从效率角度，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应该更多的地关注公平、民生问题。效率和公平问题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对政府来说，始终是坚持一个有效率的公平，而不是没有效率的公平。政府和市场起到两种不同作用，既要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又要发挥好市场失灵下政府的作用。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纠偏，而是改革的深化。

　　南都：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每届任期五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如果胡锦涛和温家宝在此次人代会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将是他们最后一届担任此职。你觉得第二届任期内，他们的施政和过去五年会有什么不同？

　　王占阳：首先应该是一致的方面，在民生这个方向上的工作会得到比较大的加强。过去五年经历了相关的争议，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主流，成了定论，所以下一届我认为会有比较大的推进。要说区别，就是下届的力度可能比今届大许多。现在已经提出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下一届这个方面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比较成功的话，那么下届政府的执行力比今届可能会强一些。

　　南都：在这次两会换届之前，中国刚刚经历数十年一遇的冰雪灾害。有点巧合的是，上一次换届前，有SARS来袭。SARS期间发生的瞒报事件，使政府信誉严重受损。这之后，无论是禽流感肆虐也好，还是罕见冰雪灾害的考验也好，整体上看，中国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时，还是有了很大转变。

　　吴江：在解决公共突发事件上，应该说建立了相应的机制。中国创造了在公共应急管理方面的一些奇迹，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得到称赞的。

　　蔡定剑：政府总是在经验教训中进步，应该说应急能力还是有很大的提高。SARS过后，有很多反思和批评，也完善了制度，但这次的雪灾还是暴露了很多问题，舆论的反思还是不够的，建设性的东西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