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回应外界非议：喜欢用自己方式传达政策

　　他，最受争议的发言人

　　在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中，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最独特的一个，每次公开表态，均引发公众关注。任职5年来，王旭明持续与一些媒体及评论人唇枪舌剑，“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名校生养猪论”，为媒体对其表态之浓缩。对批评声，王旭明几乎都公开回应，雄辩滔滔。

　　撰稿·贺莉丹(记者)

　　2008年2月20日，北京依然寒冷的天气，在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的国家教育部，王旭明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3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王旭明办公室的电话始终响个不停，这并不影响他有耐心地回答每个提问，不管挑不挑刺，始终彬彬有礼。

　　王旭明形容自己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北京人，当过7年多的语文老师；做了7年记者，直至总编室主任；1998年，他进入教育部担任了5年的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月，他始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光看外表，他是注重仪表、方方正正的大男人，一身玄色中山装，发型一丝不苟，谈话时附加了丰富的手势与强烈的感染力，十足京派官员。

　　但似乎有一些求变的细节潜伏在他的身上，刺破他看似传统的外壳，比如，用周杰伦的《菊花台》作手机铃声；还有，接朋友电话时，他高兴地蹦出一句费翔的《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吧……”声音洪亮，唱腔不错，热情洋溢。

　　王旭明的办公室内，各种书报杂乱堆积，堂皇地占据了本不宽敞的空间；书柜上几只大小不同的旅行箱包肩负着主人远近出行的使命；地板上的那张“助学政策我成才”宣传板，红、黄、黑三色，很跳，“是啊，宣传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时，我就把它扛在肩上，多醒目！”高个子的王旭明神采飞扬。

　　发言人不应是传声筒

　　记者：你如何看待公众对你的关注？

　　王旭明：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涉及每个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了、温饱问题解决了，人们开始渴望接受良好教育。我觉得这样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教育的不满也完全可以理解。说穿了，与其说是对我的关注，更多的是对中国教育的关注。每每想到这里，我觉得我做的工作很崇高，也很欣慰。

　　记者：也有人说你是替教育部背了“黑锅”。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就是所供职部门的代言人，不存在背“黑锅”、“红锅”。

　　记者：2003年你第一次主持新闻发布会时，感受怎样？

　　王旭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课堂，发布台就是讲台……心里紧张，完全用曾有过的老师经历来取代没有过的新闻发言人经历，就这么下来了，替代效果挺好。(笑)

　　记者：对一些谩骂或非议，你内心感受如何？

　　王旭明：我心态很好。从我第一次正式发言，到现在5年，我对网友或听众的反馈非常在意。刚开始心态不很平和，到现在不管怎样的议论，我完全以平和心态接受。赞美的，我高兴；对各种负面、否定的东西，我现在已习惯接受并分析。

　　我们国家网上筛选制度很严，但我就奇怪，怎么一些低级、下流、谩骂、污辱性的语言能长期在网络存在？对我个人造成伤害倒没什么，但对公众影响恶劣，我盼望我们网络语言更文明。反对不怕，但不能谩骂；否定不怕，但要文明。

　　记者：你提出“教育买衣论”后，有人说你是“权贵代言人”。你是否认为当初表态过于武断？

　　王旭明：这样的概括是不准确的。抛开其失真的一面不说，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看过有文章说，“王旭明有越位之嫌”，这位论者认为新闻发言人就是传达政府政策。如果从“传声筒”意义上说，我是越位了；但我认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不是“传声筒”。我从做新闻发言人的第一天开始，就用16字作为自己的追求，我认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传达政策，提升理念，引发深刻，丰富情感”。

　　从传达政策层面讲，我觉得我这5年来没有传达错。传达政策是一个新闻发言人的基本工作，但停留在这个层面远不够。如果照本宣科式，找播音员来多好，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念，又清脆、又悦耳，何必设新闻发言人？我的100多场新闻发布会没有一场是照本宣科式的。我力图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传达政策，这是我追求的。

　　第二个层面是提升理念，最多的分歧在于此。比方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评论报纸，引发许多争议。我曾动摇过：我这样越位吗？后来我专门拜访过资深传播学者，参加国外培训班时，我也向诸如联合国秘书长前发言人及布莱尔发言人等咨询过，他们的观点集中就是：新闻发言人有转变公众理念，并且由转变的这些理念指导他们新的行为的职责。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这种做法。在新闻发布会上或接受记者采访、撰写文章时，我力图用我的感受、理解阐释对某件事的观点，力图达到提升大众理念的作用。当前我们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文化传播者，有责任把一种先进理念及时、有效、全面、深刻地表达给公众，引发大众的观念转变。

　　新闻发言人的手段和办法绝不仅是新闻发布会，现在新闻发布会只占我工作的30%左右，更大量的工作在撰写文章、接受采访、组织活动、直接做节目、接受我俩这样面对面的采访……这些活动远比新闻发布会繁杂和丰富得多。比方我一年要接受几十位记者采访，如果算上电话咨询，一年得几百位；5年来我大概组织了近百个记者采访团到全国各地，基本上周六、周日我没休息过。

　　我这样做和新闻发布关系太密切了！我只有下去了，和老师、学生、教育行政部门官员接触，我才能切实感受到教育部制定的政策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大量鲜活、生动的事例引发我更深层思考，在新闻发布会上我能适时信手拈来。如果说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的新闻发布会更多地不是停留在传达政策层面，更多地是用事例、数字、不同的人物，使每场新闻发布会尽可能立体化。

　　比如我对上海的感受是通过不断深入采访得到的，原来我认为上海就是钱多好办事，我们2007年去上海采访，原上海教委沈晓明主任谈到上海把大学生全部纳入医疗保险，谈到精细的制度设计资助困难学生政策等等，我颇受启发。我觉得上海人不仅有钱，还求细求实，能把事办好。

　　除新闻发布会之外，每年我们还有十几场记者见面会，把不同的采访对象请到教育部来，和记者面对面。做这项工作很累，但对提高新闻发布的质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比方说丰富情感，新闻发布会上或和记者见面会上，我有时热泪盈眶，不是我在表演，确实是某种情感打动了我，而我的情感可能又打动受众。这个互动中，情感得到升华。

　　发布会可以开得没有任何非议，但我不愿这样

　　记者：譬如网上有人说你是“清醒的冷漠”、“自我膨胀”……对类似负面评价你如何看？

　　王旭明：这样的评价我都看过，还有更火辣的，比方说“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像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脸皮这么厚的”，点名道姓。《南方周末》采访我时，我说我做的是新闻发布、推进政务公开的工作，做这个工作的人现在不多，中国还需要成千上万个做这项工作的人。标题是“中国需要成千上万个王旭明”。中国所有政府官员都应该成为政务公开的工作者，那照样就是王旭明这样的工作者，我觉得这没什么错，但有评论说“还成千上万王旭明？有一个我们就够了”。

　　如果狂妄点说，世界上任何大师，在他们工作阶段，甚至在他们生前，都遭到非议。我当然不能跟这些大师媲美，我做的是很微小的工作，但我深深感到我做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和我所追求的这16字对我人生价值的体现。你可以不这么开新闻发布会，比方你可以简单说，“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请来了张三、李四、王五，请张三、李四、王五说，大家有问题吗？好，今天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了……”

　　这样做很保险，没有任何非议，我不是不会。但这样做我不愿意，这16字目标是我内心的追求，没有什么力量比自己内心追求更强大的。自己内心有种信念，认定了要这样做，什么也阻挡不了。

　　职业人和自我总有区别，现在(我的)区别不太大。我最大的痛苦是照本宣科。

　　记者：要你“下课”的声音有很多次，你有压力吗？

　　王旭明：也有。比如某本著名杂志说，“王旭明这样的人还能当新闻发言人，我们要追究的不是王旭明的责任，是要追究王旭明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的责任”。这说得很恐怖了！

　　这样的压力是有形的，有很多压力是无形的。还不包括这个工作本身的压力，比方，说什么都行、怎么说也行，但你不能说错。但人不是机器，尤其我这样的说法。我说新闻发布工作如果不照本宣科、是自己解读式的，就是在钢丝绳上跳舞。

　　记者：有没有几乎想放弃之时？

　　王旭明：有。倒不是放弃这份工作，是放弃人生。

　　我总想人生是不断升华的过程。我毕竟生活在物欲化社会，许多个人的东西强烈涌动着，当高尚的东西出现时，两者产生激烈碰撞，最后我可能倾向高尚的东西，可能就特别谴责自己曾有的卑微。这有时是种不可解的结。我认为干什么工作，首先也最重要的是谋生的手段，如果不为谋生，我什么工作都不干，就愿在家里天天听贝多芬、莫扎特，天天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