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媒体有概括权我有反驳权

　　媒体有概括权，我也有反驳权

　　记者：对一些批评，你并非一味沉默，而是主动还击，原因何在？

　　王旭明：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媒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媒体不一样，我们国家所有媒体都是国有媒体，国有媒体和私有媒体最大区别是：国有媒体应该为国说话，国家政策应成为国有媒体宣传的主流。我认为现在远不够，比方某些强势媒体拿半小时讲一个民间企业赞助困难大学生上学的故事，也不肯拿5分钟讲大学生在国家政策资助下成长的故事。

　　我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国家的媒体都是国有媒体，必须以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我不希望若干时间后，我们媒体又出现，某学生自杀、因家穷上不起大学……这种极端例子有，但不代表主流，主流是国家这几年来，花了这么大力气、拿出这么多钱让大学生上学。对国家这项大政策不宣传，说浅了是冷漠；说深了是无知。

　　网上和各种媒体雨点般地对我抨击，“王旭明到处散布‘媒体无知论’”……各种谩骂都来了。针对这个，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你们不能断我的一个章，媒体有概括权，我也有反驳权。有人说我“教训媒体”，我不是教训(媒体)，我认为新闻发布会是我的一个台子，我当然要利用这个台子宣传我的主张。

　　记者：你认为我们的媒体应该是“应声筒”吗？

　　王旭明：不是。我在很多场合下说过，我希望媒体批评，比如我最大的遗憾是对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在贯彻、执行中不好的地方，监督、批评得不够。我允许表扬，也允许批评，我不允许冷漠。现在恰恰媒体对这项大的政策就表现冷漠。

　　记者：你特别反对贫困大学生拿捐助者的钱？

　　王旭明：我们一方面在很多时候缺少同情，在某些方面又泛滥着廉价同情。困难大学生不等于一般弱势群体，和残疾人、和自然灾害中需救助的人不一样。我认为对困难学生捐助不应是慈善事业，而现在在某些方面成了慈善事业。

　　我认为，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核心是国家助学贷款。在发达国家，用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已是惯例。我个人认为：今后应该第一，不分贫富，凡上大学的学生都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第二，凡是用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学生，我们延长他的还款年限，现在是6年，我认为应延长到10年；第三，现在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是国家、学生各贴一半息，我认为将来学生10年后只还本、不还息，息全部由国家付。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不是国家福利政策，它不仅给钱，同时让学生的精神品质成长。

　　记者：但这些贫困大学生不可能干等着教育部政策下达到地方。

　　王旭明：健全国家资助困难学生体系，现在我们贫困大学生上学有四“靠”：第一，靠国家政策；第二，靠大学生自立、自强精神；第三，靠各部门全力配合，贯彻、落实好；第四，还要靠民间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资助。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说这四“靠”，当前情况下缺一不可；我从来没否定第四，救急嘛，比方学生从家到大学这段的路费、伙食费谁拿？很多民间企业解决了，挺好。

　　我没有受到过部里的“严厉批评”

　　记者：教育部内部对你的做法有争议吗？

　　王旭明：我的领导、同行、同事都给予了我强有力的支持：

　　第一，领导继续让你干这个工作，5年了，在非议中，我仍在做这个工作，这就是一种支持。

　　第二，对新闻发布工作有许多有形和无形支持，我们教育部党组10位部领导率先做节目、接受采访、撰写文章等，都是无形支持。我老说我的后台就是教育部司局长，同行给我最大支持就是政策咨询支持，我有时跟他们一谈几个小时。教育部这么大的部门、若干项政策，我需要经常学习。

　　也不排除有不理解，比方有好心人劝慰……我觉得新闻发布制度在中国只能算刚起步，远未成熟，要求大家统一思想很不现实。我应该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要想当较早吃螃蟹的人，你要承担风险。

　　记者：据说教育部部长周济每次都要将你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实录过一遍。

　　王旭明：是的，周济部长对新闻发布会工作很重视，从头看到尾，甚至不断提醒我：这个地方该怎么说、那个地方转折时该注意……指导很细。批评也有，比方他说，这个地方下次要注意点。我主持了100场新闻发布会，我没有传达错政策，底线是不能把政策传达错，因此所谓(对我的)“严厉批评”还没有。

　　记者：你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常请一些教育部司局级官员做客，他们是否适应面对记者？

　　王旭明：有个过程。在我们教育部党组的领导下，教育部司局长们现在基本都能适应新闻发布制度的基本要求。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亲自抓这项工作，已连续3年对教育部司局长进行专门培训，每年培训一批司局长、每期培训一周，主讲新闻发布理论与技巧。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3年培训了百余名司局长，正司局长全部培训完。教育部司局长们从工作实践中也感到新闻发布制度对推进工作的重要性。部长们没有(培训过)，但我们部长现在越来越愿意面对记者。

　　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两种工作状态，一种是你自己主持、发布；还有一种是你搭台、请别人唱戏，这100场新闻发布会里我更多的是搭台。大家看到我表面的风光，但背后是大量沟通、组织、策划、协调的繁杂工作，比方某位司局长不愿出来，我就要千方百计地调动所有智慧和手段请他来讲，我也承认，即使想方设法，有成功的；还有大量的仍不愿讲，“钉子户”也有。

　　我感到我们党和政府制定了很多好政策，但还有相当多的好政策没有或有待通过媒体给老百姓说足、说透、说好。这方面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我期盼今年5月1日我国《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我也期盼我国能早日出台《信息公开法》。作为部门官员，必须把你应公开的全部公开，不公开是你的失职，今后是违法。现在信息不对称仍是主要问题。

　　记者：但很多官员习惯于“只做不说”。

　　王旭明：在中国，少说多做、不说只做，有传统。在行政上，说好了，提拔；不说，也提拔；唯独说不好，要遭殃。说，可能带来风险。我国长期计划经济的行政方式主要是开会、传达、内部运转，一层管一层；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要政务公开，有个过程，是有阻力。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成熟，但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我们的新闻发布制度由起步一定能走向成熟。这个过程中，我愿做铺路石、做探索者，甚至做献身者。

　　记者：教育部做新闻发布工作的人手够吗？

　　王旭明：不够。但在现行体制下，我不好再有什么要求。我们现在新闻办正式工作人员4位、借调4位，就8位，再加上我。据说美国一个州长就有新闻发言人和副新闻发言人，一个州的教育部门也专门有十几个人服务新闻发言人，我们当然不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