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今年宏观调控任务非常艰巨

　　主持人尹俊：今天上午总理的报告中还这样提到，过去五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10.6%，今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CPI要控制在4.8%，这个数据可能是很多人关注的，因为CPI和物价要划一个等号，也是关系到很多人生活的，不知道房老师怎么看待总理的关于CPI或者关于财政政策方面的一些解读呢？

　　房宁：在我看来，今年宏观调控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其中有两个指标在政府总理报告当中我都印象很深。一个就是GDP预计的增长要到9%以下，8.5%左右，再有一个就是CPI要到4.5%左右。这个4.5%左右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去年的水平，也就是说要保持在去年水平上，不使之过快增长，因为一般认为如果超过5%的话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了。我觉得双重的压力都是很大的，因为去年的GDP已经超过了11%，一下要降2到3个百分点，能不能够比较平稳地实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特殊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又是在一个各方面事业都渴望发展的时代，这个时候还要保持国民经济较快的增长。没有速度不行，甚至速度比较慢都不行，但是不能过快。所以怎么能比较平稳，对于经济学，对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管理，都提到了非常高的要求。

　　但即使是这样，困难还是很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总理工作报告里也讲了，现在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因素，有两个词需要特别注意，一个就是复杂，一个就是不确定。不确定因素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国际经济，来自于周边的国际经济的环境，因为改革开放是相互的，我国对外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了，所以现在国际因素对我们的影响变大。我国应该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并且要有很好的应对措施。

　　所以我觉得今年如果能够把CPI保持在5%以下，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成功了，也是我们全国人民的福气。所以这一年是关键之年，我想总理工作报告里也讲到了这一点，就是今年宏观调控，这两个指标能不能够如期地实现，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甚至会影响未来五年我们的国民经济发展。

　　主持人尹俊：你能从总理的工作报告中，解读出政府控制物价的决心吗？

　　房宁：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决心肯定是有的，而且这是没有什么可动摇的，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政策的效果。

　　主持人尹俊：周老师，今天上午总理也提到，改善和控制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的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而不能搞急刹车。这个你如何解读呢？

　　周天勇：不能搞急刹车有几个原因。一个，你要是一下子从11多降到8、7，我觉得这对于国民经济是震荡很大的，就是不能大起大落。总理虽然在报告中提了个8，但一般是，政府工作报告说是8，可能执行结果是9点几，如果是9，可能结果是10点几，所以我想总理定的这个8是留有余地的，这是一个。

　　不能急刹车就是说如果你把土地、信贷一下子关住，经济就会大落，大落就会影响到就业，影响到许多工厂，影响资金的回流，银行的坏账就会增多，等等一系列的国民经济问题，所以不能急刹车。

　　另外一个，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来就是美国的经济，从1月和2月份来看，美国的经济说是回转了，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出口的一系列问题，出口减少，增速就会自然放缓，假如在出口增速放慢的情况下再踩急刹车，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不能急刹车主要是考虑这么两个原因。

　　大部制改革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

　　主持人尹俊：刚才谈的主要是经济话题，接下来我们谈谈政治。今年的关键词有一个是大部制，那对于为什么要推行大部制，或者它有必要吗？是什么初衷？这次我想请周老师先说。

　　周天勇：过去我们部门林立，行政执法重复设置，职责不清，互相推委，行政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这种情况下提出大部制改革，这里边有三个关键问题，

　　一个，这次改革一定要将行政执法和利益相分离。再说得具体，就是有些行政、执法、司法部门，除了特殊的项目，比如诉讼项目、警察的超速罚款、公路罚款以外，许多部门是不应当收钱的。但我们过去设一个部门，财政没有钱，给你收费的政策，完了你去收去吧，这样就造成工商、质检、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行政，包括我们的银监会，保监会，这类机构都向管理对象去收费，就形成第一税务局，第二税务局，第三税务局，政府全成收费局了。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大部制，最后就成大收费了。

　　第二个，我觉得它有两个层次，第一，不能政府来决策，政府来执行，最后政府监督自己。第二要合理地理解决策、执行、监督三分离的问题。

　　第三个，一定要建立预算来控制政府机制，只要是行政、执法、司法，一般都靠拨款来解决。

　　主持人尹俊：我们来听听房老师对大部制的解读。

　　房宁：坦率地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必过度解读，这次总理报告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我想这只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改革在我看来也是顺水推舟，水到渠成的过程。从一般道理上讲，为什么实行大部制？这主要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使然。

　　过去我们是计划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但中国有个特点，市场经济很多方面也靠计划经济手段来推行。也就是说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现在当然不是计划经济了，但要我看，国家的管理还是政府主导性管理，也就是说政府担负了很大责任，很多工作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必然的。

　　我国为什么现在部门很多呢？因为是政府主导，过去干脆就是政府推动，甚至就是政府来组织。比如我们过去是贫油国家，要把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这个事谁来办？中国的方式就是先成立一个石油部，先去找人再去找油，找油以后开发油，最后还要加工运输。过去机械工业部分了多少，每一个都专业化，因为专业化有利于提高效率。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经济更多地靠市场去调节，政府更多从直接的生产组织管理退出来。另一方面，政府不是没事干了，只不过转变职能而已，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增强经济的协调性。现在的经济和过去不一样了，复杂性增强了，不是靠某一个局部的政策能够解决的，要综合解决，提高综合管理效率，实际上就是要提高部门的综合性、协调性，大部门制有利于这个管理。

　　第二就是公共服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是一体的，市场经济时代就变化了。过去没有民生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好像经济发展就是民生了。现在我们懂了，经济发展不等于民生。大量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是缺失的，市场是失灵的，这时候就要政府力量来补充。如果能真正转变职能，大部制自然就是成功的；如果不转变职能，只是把一些部拼凑起来，在一个大屋顶下办公，那也没有太多实质意义。

　　我还想补充一点，大部门制在国际上也是反反复复的。据我了解最早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英国，当时保守党政府开始搞这个，后来在一些西方国家，像澳大利亚、北欧国家也搞。但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还应该去观察，大部门也好，小部门也好，实际上更多是根据职能、根据需要而来的。从国际经济来讲，政府的管理时而是大部门，时而又分工更细致一点，时而又综合起来了，这种局面在国际经验上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们对于大部门制更多的应该看效果，而不是去做过多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