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禹的犯错说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自觉地、决然地走上制度变革的道路，历30年之艰难探索，如今，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 取向的经济制度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

　　-杨树荫

　　大禹，治平洪水，开发农业，创立夏朝，是中国社会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阶段的立国始祖。

　　自古以来，大禹一直被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由朝及野，大禹都是英雄，近似于神。

　　时至今日，大禹仍然是炎黄子孙的偶像，每年的祭禹之日，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自有一番虔诚和隆重。

　　大禹当然有功，说他功垂千秋，绝不为过。对历史人物，因各种需要而扬其功、颂其德，激励后人，也无可厚非。但 历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要犯错，特别是握一国之权的历史人物，若犯错，往往是历史性的大错。

　　也该说说大禹的犯错。

　　公元前26世纪至公元前22世纪，被史学界称为五帝时期，帝王，实为氏族部落的酋长或部落联盟的联盟长。帝位 的传承方式恪守“选贤与能”，即“禅让”，按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公推公决”。让贤德才俊的人物率众，必能服众。没有 尧禅让舜，舜禅让禹，恐怕禹的胆魄才识会埋没一辈子。

　　禹的脱颖而出，首推“选贤与能”的选人用人机制。禹也的确不负众望，创下了千秋功业。然而，禹之错，错在其一 手毁了禅让机制，将自己的大位传给儿子—启，算是开天辟地第一人。从此，位尊权重的帝位开始子孙相传，公天下变为家天 下。也从此，祸起萧墙，血肉相争，一部中国历史，自夏商周、春秋战国乃至元明清，上下五千年，离不开发生在宫廷内的刀 光剑影，在腥风血雨中改朝换代。

　　由此看来，大禹的错，是犯大了，犯重了。他尽管有开国之功，治水之业，但是，他不可否认地开立了一个坏制度坏 机制。这种坏制度坏机制，决定了中国之最高权力者，不可能是一国之最优秀者。昏庸无能而居高位，是必然。开明贤德而承 帝位，则是偶然，用民间的话来说，是百姓的“福气”，而福气，当然是难得的！

　　大禹有功有过，才是真实的大禹。问题是作为华夏子孙的后人，评论事物，吸取教训，往往缺失对制度层面的研判， 更看不到制度对社会对历史那种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

　　以这种思维方式看历史，总是有所偏颇。比如以晚清史来说，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海战，大清帝国可谓屡战屡败， 其实是一部丧权辱国史。洋人何以胜？当时的士大夫一句“船坚炮利为胜之本”；国人何以败？现时的我们一句“落后就要挨 打”，算是前后呼应，今古同一。

　　落后要挨打，这没错。但是，我们的落后，不能仅仅归结于舰船兵器的落后，要说北洋水师，堪称亚洲一流，应在日 本之上，最终仍然败北。看来最要害的恰恰是落后在国家政体、国家制度上。以晚清时期破败衰微的皇权封建制度对抗正在崛 起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犹如气息奄奄的垂危老人与彪悍凶蛮的壮汉徒手相搏，未战可知胜负。

　　在我们对制度疏于研究、疏于变革的时候，西方恰恰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以制度的进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工业革 命伴随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同步演进，国家基础日益稳固，国家实力日益强大，各种利益群体在制度框架内对 话与博弈。

　　改革开放救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自觉地、决然地走上制度变革的道路，历30年之艰难探索，如今，一 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取向的经济制度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与此相应，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考验现时人们的智慧与胆略。发展是 硬道理，应该理解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同步发展。若还是一味沉醉在经济增长、GDP增长上，把改革当作口号喊， 或者是有改革之心，也有改革之言，却无改革之实，那么，不客气地说一句，经济增长的独木难支共和国之大厦。

　　回过头来再说大禹，一位农耕时代的君王，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视野决定了他的制度选择。于今而言，人类文 明的创造精彩纷呈。如何有选择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更深层次地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 展，已经成为我们思考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