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禹的犯错说起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18日10:40 观察与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自觉地、决然地走上制度变革的道路,历30年之艰难探索,如今,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 取向的经济制度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

  -杨树荫

  大禹,治平洪水,开发农业,创立夏朝,是中国社会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阶段的立国始祖。

  自古以来,大禹一直被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由朝及野,大禹都是英雄,近似于神。

  时至今日,大禹仍然是炎黄子孙的偶像,每年的祭禹之日,歌功颂德,顶礼膜拜,自有一番虔诚和隆重。

  大禹当然有功,说他功垂千秋,绝不为过。对历史人物,因各种需要而扬其功、颂其德,激励后人,也无可厚非。但 历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要犯错,特别是握一国之权的历史人物,若犯错,往往是历史性的大错。

  也该说说大禹的犯错。

  公元前26世纪至公元前22世纪,被史学界称为五帝时期,帝王,实为氏族部落的酋长或部落联盟的联盟长。帝位 的传承方式恪守“选贤与能”,即“禅让”,按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公推公决”。让贤德才俊的人物率众,必能服众。没有 尧禅让舜,舜禅让禹,恐怕禹的胆魄才识会埋没一辈子。

  禹的脱颖而出,首推“选贤与能”的选人用人机制。禹也的确不负众望,创下了千秋功业。然而,禹之错,错在其一 手毁了禅让机制,将自己的大位传给儿子—启,算是开天辟地第一人。从此,位尊权重的帝位开始子孙相传,公天下变为家天 下。也从此,祸起萧墙,血肉相争,一部中国历史,自夏商周、春秋战国乃至元明清,上下五千年,离不开发生在宫廷内的刀 光剑影,在腥风血雨中改朝换代。

  由此看来,大禹的错,是犯大了,犯重了。他尽管有开国之功,治水之业,但是,他不可否认地开立了一个坏制度坏 机制。这种坏制度坏机制,决定了中国之最高权力者,不可能是一国之最优秀者。昏庸无能而居高位,是必然。开明贤德而承 帝位,则是偶然,用民间的话来说,是百姓的“福气”,而福气,当然是难得的!

  大禹有功有过,才是真实的大禹。问题是作为华夏子孙的后人,评论事物,吸取教训,往往缺失对制度层面的研判, 更看不到制度对社会对历史那种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

  以这种思维方式看历史,总是有所偏颇。比如以晚清史来说,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海战,大清帝国可谓屡战屡败, 其实是一部丧权辱国史。洋人何以胜?当时的士大夫一句“船坚炮利为胜之本”;国人何以败?现时的我们一句“落后就要挨 打”,算是前后呼应,今古同一。

  落后要挨打,这没错。但是,我们的落后,不能仅仅归结于舰船兵器的落后,要说北洋水师,堪称亚洲一流,应在日 本之上,最终仍然败北。看来最要害的恰恰是落后在国家政体、国家制度上。以晚清时期破败衰微的皇权封建制度对抗正在崛 起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犹如气息奄奄的垂危老人与彪悍凶蛮的壮汉徒手相搏,未战可知胜负。

  在我们对制度疏于研究、疏于变革的时候,西方恰恰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以制度的进步推动社会的进步。工业革 命伴随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同步演进,国家基础日益稳固,国家实力日益强大,各种利益群体在制度框架内对 话与博弈。

  改革开放救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自觉地、决然地走上制度变革的道路,历30年之艰难探索,如今,一 个充满活力的市场取向的经济制度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与此相应,政治体制的改革正在考验现时人们的智慧与胆略。发展是 硬道理,应该理解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同步发展。若还是一味沉醉在经济增长、GDP增长上,把改革当作口号喊, 或者是有改革之心,也有改革之言,却无改革之实,那么,不客气地说一句,经济增长的独木难支共和国之大厦。

  回过头来再说大禹,一位农耕时代的君王,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的视野决定了他的制度选择。于今而言,人类文 明的创造精彩纷呈。如何有选择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更深层次地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 展,已经成为我们思考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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