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挑战与仇和的挑战

　　细节遭质疑

　　2008年春节之后，昆明市民也开始纷纷议论起市政府新出台的举措，他们发现，这位新书记对他们的生活有不少影响。

　　市政府一个文件，昆明要拆336个城中村，这个消息震动了昆明的每一个角落。正如仇和所形容的那样，昆明的主城区，可以称为一个由城中村组合起来的城市，整个城市显得混乱无章。城中村是城市中卫生、治安、环境最差的地区，缺乏规划和管理，违章加盖楼盘的现象比比皆是。几年前，昆明曾经出过一条新闻，一个小孩子被卡进了城中村两个楼房的间隙之中出不来，结果警察和消防部队出动，花了三四个小时才解救成功。

　　仇和到来之前，昆明市辖下各区已陆续开始拆迁治理城中村，其中五华区由政府出面，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莲花池片区的拆迁工作。其他的几个区也陆续开工，但速度缓慢。“钱是个大问题，莲花池片区就花了8亿元，整个昆明300多个城中村得多少钱，而且这些钱还得是现金。这些城中村相对密集，怎么开发和收回成本也是问题。”在为房地产公司做投资顾问的商人吕强生说。

　　对于那些生活在城中村中的人来说，获得多少补偿和以后如何延续生活才是关键。在房价经过两年的暴涨后，拆迁补偿也上涨到6000块1平米，这让许多村民觉得满意，有些开发商提出可以原地回迁的条件也很诱人。许多于3月份开始拆迁工作的城中村，能够在几天之内迅速得到超过60%的村民响应。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地处闹市的桃源村片区，其拆迁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许多村民早就拿到补偿款搬走了，但一部分坚持要价每平米1万的居民还坚持在那里。“拆迁一定要以自愿为原则。”仇和和昆明市长张祖林都多次说过这句话，但既往的经验表明，能否在5年之内拆完这300多个村子，并不一定是有一位强势的书记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比起拆迁城中村，另一件涉及面不是那么广泛的事情，引起了昆明市民更多的非议。为了缓解昆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昆明市决定将30多个小区的道路“私改公”，这个消息在2月28日见报后，受到了在“私改公”范围内的小区居民的强烈反对。除了使用《物权法》为自己维权外，这些市民还提出一个尖锐的意见，出台与市民权益如此相关的政策，事先竟然没有征求过市民的意见，也没有开过听证会。这个质疑让政府相当狼狈，后面虽然补充了协商赔偿办法和市长保证等亡羊补牢措施，但难消市民之气。

　　仇和来到昆明后，推行了多项便民措施，取消了76项行政事业收费，大幅度降低了当地的创业成本，赢得市民赞誉。但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推进改革，大量政策匆匆忙忙出台，对过程的省略，已经引起了许多人对仇和执政细节的质疑，这也是从仇和在沭阳推进改革至今一直存在的问题。

　　全新的锐气

　　在仇和来到昆明的两个月内，他启动了许多昆明市以前曾经多次讨论但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见的项目，比如城中村全面拆迁、修建地铁、城市中心向郊县呈贡转移等。从整个城市的建设来看，这些项目毫无疑问必须进行，这早已在昆明市政府和云南省政府部门取得共识，但必须和现在进行是两个概念。新官上任的仇和，利用他上任的这股热势，迅速点燃了这把改革之火。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他的人，都承认，他为昆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锐气。

　　“有人说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自己身先士卒，自己参与到整个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带来一种非常开明、开放的思想和理念，和非常高的效率。”昆明市市长张祖林这样评价他的搭档。

　　许多昆明人，对本地人、本地政府以及本地经济的“温吞”感到不满，但身为昆明市长的张祖林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也不认为仇和的改革旋风和本地有何“水土不服”，云南另一位著名学者杨先明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评价说：“仇和是一个有争议的改革家，但他在宿迁的改革效果是好的。昆明需要改革家，而且他来昆明，并非照搬宿迁经验，还是针对昆明实际情况做了些调整，他的措施方向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将这种热度持续下去，我对此拭目以待。”

　　仇和简历

　　男，1957年1月生，汉族，江苏滨海人，大学学历，学士学位，助理研究员(1986年)，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2月进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院学生会主席、学生党支部副书记)；

　　1982年1月任省农业科学院动植物保护研究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期间：1982年7月至1983年8月下派常熟市工作一年，1984年5月晋升副处级)；

　　1984年11月起任省农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院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期间：1985年1月至1985年8月省委整党办派驻淮阴市委任整党联络员，1985年9月至1986年1月在省委党校学习)；

　　1986年4月起任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兼院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期间：1988年6月至1990年8月下派任丰县科技副县长)；

　　1990年9月起任省科委计划处、农村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1992年12月起任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省农业科技发展基金办公室主任、省星火计划办公室主任(期间：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参加省首批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

　　1996年7月任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年9月任宿迁市副市长；

　　1996年12月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

　　2000年12月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1年8月任宿迁市委书记；

　　2002年1月任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2005年6月至10月参加中国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2006年1月至2007年12月任江苏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200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仇和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仇和语录

　　“昆明要成为审批项目最少、审批时间最短、收费标准最低的省会城市，要有最优惠的政策、最灵活的管理制度、最超前的改革措施、最严格的问责制度、最严厉的限时办结制度、最严肃的服务承诺制度。”

　　“对下负责就是最好的对上负责，对昆明人民负责，是对省委、省政府最好的负责，更是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最好负责。”

　　“省会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部分立法权——这是最大的优势，要用足！”

　　“基础设施要超前一步，理念要超前十年。”

　　“市场经济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经济。”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

　　昆明的挑战与仇和的挑战

　　-本刊记者/李梓(发自云南昆明)

　　即使要付出一部分代价，昆明也要支持仇和的改革走下去

　　与3个月前相比，昆明有着许多明显的变化。休闲味十足的昆明本地报纸，开辟出大量篇幅专门报道市政府的各种最新决策，派出记者采访或者转载全国各地与昆明改革方向相关的案例。从官员到百姓，口中所谈论的，全是“仇和新政”。

　　“我个人相当反对这种论调。”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徐光远说，“仇和来了不到3个月，就形成模式了?他在这里所做的许多事情，确实是借鉴了以前宿迁改革的经验，但更结合了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明晰的，和云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以前出台的改革思路一脉相承，而并非什么僵化的模式。”

　　昆明城市综合排名的持续下降，是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省不能接受的现实。与排行榜里其他的城市不同，昆明是云南省唯一的大城市，是全省文化经济的龙头，昆明的失落就意味着整个云南省的失败。

　　徐光远和他的团队刚刚完成《云南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及对策》项目报告，这份报告完整地解释了昆明发生的问题。1999年，凭借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机会，昆明市进行了城市的全面规划和改造，开始在西部城市中崛起，其城市综合竞争力在2003年以前持续上升。但是，作为全云南而言，随着1998年国家实行“两烟双控”，云南GDP也随之下降。此后，云南省开始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矿产、水电、冶金等产业。徐光远教授认为，从2002年到2005年，云南省完成了工业化中的基础工业建设，而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必须转向精细加工阶段，在这个转型完成之前，云南省全省的GDP都在停滞不前。

　　而云南停滞的同时，中国的整体经济却在以两位数发展，所以，作为云南经济发展中心的昆明，在最近两年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被迅速拉大。2007年，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云南省提出了“新工业化”的口号，仇和的全部改革措施都可以看作“新工业化”布局的一部分。

　　在对仇和改革的关注中，人们的眼光往往注意到了一些轰动性的事件，而忽视了仇和整个改革布局的智慧；通过改革吏治，转变公务员作风、简化政府审批手续，以提高政府的竞争实力，为招商引资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通过对城市的改造，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硬环境。而大幅度引进资金，完成艰巨的产业进化，才是昆明走出目前的发展困境的根本之道。

　　“即使是昆明这样相对偏远的城市，今天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已经不再廉价，同时，国家最近几年的环保政策也越来越严格，所以，昆明本地想向承接别的地区的产业转移并不现实，仇和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强调招商引资的同时说‘不能饥不择食’。”徐光远说。

　　即使仇和的改革措施让相当一部分人感到不自在，即使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云南省政府也希望这个在昆明所进行的改革持续下去，云南省政府对仇和的改革相当支持，云南省省长秦光荣曾在会议中谈道：“一定要支持仇和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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