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振岳：社会应多些袁隆平式的士志于道者

　　袁隆平的再次落选、真诚坦言再次提醒我们，社会应该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良心作为和道德品位了，应该 进行壮士断腕的灵魂自救了，应该进行不折不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了。

　　-河南开封 雷振岳

　　“院士评选可能有一定的门户之见！”日前，应邀出席广东科协论坛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回应媒体十几年前 落选中科院院士的话题时如此表示。他表示，国际上给他的奖励是14个，其中农业科学领域最多。但即使奖励这么多，他也 不会以此为傲，“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啊”，“事情发生在十几年前，当时就有记者说我落选比人家当选更引起轰动。”(3月 21日《新快报》)

　　袁隆平笑着表示，他没当上院士，说明他的“水平不够”，所以依旧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但是有一点，我努力 并不是为了当院士，当时我的态度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我的目的不在于院士不院士的。我是搞超级杂交水稻的，我的 目的就在于能够不断出新成果，为粮食安全作出贡献，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啊”，这话出自声名显赫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口中，尤让人感到灵魂震撼，那种淡泊名利 、坚守公共知识分子责任的高风亮节和坦荡风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袁隆平虽然没有当选中科院院士，绝大多数网友却力挺 支持他，袁隆平没有当选，却没有向权威评选屈服。这种立场坚定、信仰坦诚、淡泊名利、无怨无悔的学术作为，才更该是知 识分子的榜样；这种士志于道的责任延伸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才更是中国学术界应有的道德脊梁。

　　所谓士志于道，就是“社会良心”。《学习时报》载文说，“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努力成为人类理性的代 表，自觉地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追求科学真理，维护社会正义。继承一种独特的精神传统，为推动新的社会进步、经 济发展而发挥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更应站在公平公正、正义正气、奉献求索、舍得付出的高度，为国家 和人民铁肩担道义，为社会义务、公共利益不遗余力、舍生取义，使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推陈出新。

　　诚如“千亿身价”的袁隆平，如果他将名利和院士当作了学术追求目标，他就不会在第一次落选后，仍一如既往努力 发展；如果他将个人得失放到了学术首位，作出了世界性贡献的他本该享享清福，可他还“仍然保持着下田的习惯”，继续使 学术价值社会化，让粮食产量得到跨越发展。他不是名义上的中科院院士，却将院士论文写满了中国和世界稻田。“钱够用就 行，多了是包袱。”这种作为才是真的知识之“士”，是坚守“道”的真的“士”。

　　社会不乏这样的“坚守者”。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 民和我们的国家”。攻克了“宠加莱猜想”的中山大学朱熹平说：“这个猜想的完成，是国际数学界的同行们你一步我一步， 共同做出来的。我只是比较幸运，由我和曹怀东完成了临门一脚。”这种淡泊、谦逊和低调的学术高境界，令人敬仰。

　　很自然也想到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士志于利”、“士志于名”，虽然身为专家、学者，却成了“可鄙的政客，只知道 投机取巧，结党营私”，时常站在特殊利益集团和既得利益的立场建言献策，站在经济利益的高度考虑问题，从不关注社会苍 生的所思所想，不关心公平公正的精神延伸，不关心弱势群体的求助无门，更不愿关注社会道德的流失和学术道德的沦丧。更 有甚者，为了得到某种名号，有的专家也不惜剽窃、造假，不惜出卖学术灵魂，不惜将学术无德、失德当作谋求院士荣誉的手 段，成为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追随者：趋炎附势、蝇营狗苟、不择手段、甚至助纣为虐，这才是公共道德和学术道德的最大 悲哀。这种作为已经完全背离了社会之“道”、学术之“道”和信仰之“道”，而成了“名利应声虫”，“物欲的代言人”， 以至于“院士”的社会公信力和诚信度也因此发生了缩水。

　　袁隆平的再次落选、真诚坦言再次提醒我们，社会应该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的良心作为和道德品位了，应该 进行壮士断腕的灵魂自救了，应该进行不折不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了。正如有论者说：“知识分子千万要自爱，切莫沉沦，更 不应堕落”。

　　让人欣慰的是，社会和行业对学术道德不良发出了越来越多的愤怒声讨，中国科学院近日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 学道德自律准则》，“要求院士们带头，坚持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反对学术上的浮夸浮躁作风，坚决抵制腐败和违 规行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批评”。北京大学也提出了“清除赝品，拒绝平庸”的学术承诺。当道德作为日益成为社会文 化追求、学术道德常态，成为专家学者的“贵在自律”时，袁隆平式的士志于道者才能得到更多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