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彭宇案从诉讼到调解的扑朔细节

　　从一审第三次庭审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的南京“彭宇案”，在沸沸扬扬的争议下，以另一种方式宣告终结——二审期间当事双方达成和解撤诉，此后各方三缄其口。除了依旧模糊的公车站“跌倒”真相，连事件本身的进展也成为秘密。

　　记者◎王鸿谅

　　难以复原的瞬间

　　自动投币的83路公交车从公交总公司开往白鹭花园，水西门广场差不多是这线路的中间位置。彭宇与徐寿兰在这一站相遇，时间是2006年11月20日上午9点30分左右，一个是在这站下车的年轻乘客，一个是赶着要上另一辆车的六旬老者。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扑朔迷离，徐寿兰在这里跌倒，到医院验伤，发现需要更换人造股骨头之后，咬定陪同她前往医院的彭宇是肇事者。

　　彭宇因此被徐寿兰告上法庭。2007年1月4日，66岁的徐寿兰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彭宇将其撞倒在地致其受伤为由，索赔13.6万余元。这场民事诉讼的一审经过了3次庭审，分别在2007年的4月、6月和7月。对于一场普通的民事诉讼而言，如此频繁的开庭并不多见，日益增多的民事诉讼案件，具体落到南京的一个区法院上，也是惊人的数字。根据法院系统的官方统计，一个法官每年平均审理的案件，已经高达上百起。

　　彭宇案之所以开庭3次，原因都在于证据不足。可徐寿兰跌倒的那个上午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3次庭审，集合各方证言与证据能复原的依旧只是断片。那一天两辆83路车前后进站。彭宇在第一辆车上，车进站，后门打开，他第一个走出车门。徐寿兰拎着保温瓶，赶着去搭乘第二辆83路车，她行至彭宇所乘坐的那辆车的后门附近位置跌倒，“脸朝着地，很痛苦的样子”。徐寿兰如何跌倒，她与彭宇是否发生相撞，没有任何第三方能提供确凿见证。

　　与两人都素不相识的路人陈二春见证的是徐寿兰跌倒后的情形。他看到从后门下来的彭宇“走了几步，上前帮忙扶起老人”，他自己也上前帮忙，一起把老人扶到路边。老人当时神志清醒，陈二春问到她儿子和侄女的电话，并打电话通知了这两名亲属。陈二春的回忆里，这过程中气氛平和，没有通常所见肇事者与受害人之间的僵持与敌对，徐寿兰对他和彭宇连连感谢，还说“不会连累你们的”。陈二春因此并不去设想彭宇有可能是撞人者，“假如是彭宇撞人，当时的气氛不可能那么平和”。

　　陈二春在徐寿兰的儿子赶到后离开，但彭宇没有走，他帮忙叫了一辆出租车。当徐寿兰的儿子要求他同去医院的时候，彭宇没有拒绝，到医院后，彭宇还垫付了200元的医疗费。这一团和气被老人的拍片检查结果所终结——胫骨骨折，医生的意见是要更换人造股骨头，费用数万元。于是情势急转而下，徐寿兰咬定彭宇是肇事者，要他承担医疗费用。双方协商未果，徐寿兰的儿子报警，事件交由南京公共交通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处理，并升级成为诉讼。

　　徐寿兰的治疗与诉讼同步，她被鉴定为8级伤残，她委托律师最后计算出来的赔偿总额包含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项目。双方都显现出委屈，彭宇这边，是被徐寿兰赖上百口莫辩的无奈，为了应对诉讼，他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停止工作全力取证;而徐寿兰那边，是理直气壮的愤然，她面对过媒体的镜头一次，隔着她家窗户，从玻璃和铁栏杆背后露出戴黑框眼镜的大半张脸，语调高昂，坚持认为是彭宇撞倒她的。她说相撞时彭宇正扭头朝后面看，自己倒地后叫了好几声，彭宇都没有搭理她。“他不撞我，我怎么会跟他交涉？”她强调的，是她和老公“都有退休金和医保，儿子在公安局工作，不是说承担不起医药费，只是要讨回一个公道”。

　　徐寿兰的理直气壮同样呈现在法庭上。2007年7月6日14点30分，鼓楼法院第十法庭第三次开庭审理此案，被10余家媒体包围的当事双方各执一词。证人陈二春上庭作证时，徐寿兰坚持否认他当时在场，认定帮忙的人“不是他，那个人脸上有痣”。陈二春描述“至于高老太为什么倒地不清楚，但我看到了彭宇走了几步，上前扶老人”的时候，徐寿兰在原告席上大声说的是“你瞎编！你瞎编！”以至陈二春也激动地在法庭上赌咒发誓。幸好当时的通话记录清单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调取的，这是陈二春证明自己的最有力证据。即便如此，徐寿兰依旧坚持，由彭宇一方寻找来的证人陈二春是假的。徐寿兰的态度让陈二春走出法庭后依旧不能释怀，连说三遍：“太让我气愤了，做人怎么能这样呢？”他甚至激动地表态，虽然跟彭宇素不相识，但他愿意陪着彭宇一起上诉、申诉，一定要还他一个清白！“因为如果当时是我陪着徐老太去医院，那么可能成为被告的就是我！”

　　徐寿兰与彭宇在城中派出所分别做了一份笔录，蹊跷的是，这两份笔录都遗失了。彭宇在第二次庭审后才聘请了律师，要求调取原始询问笔录，而时任派出所所长卢昌斌给他的答复是，派出所装修，笔录遗失，他找了至少6次都找不到。至于装修为什么会导致笔录遗失，卢昌斌的答复也显得很无辜，“我要知道怎么会找不到，我就找到了”。更蹊跷的是，2007年7月6日的第三次庭审，徐寿兰的律师向法庭呈交了一份证据，一张电子照片和据此整理出来的文本，原告方坚持这张照片就是已经遗失了的彭宇原始笔录的电子照片。按照这张照片上文本整理出来的内容，彭宇曾经在笔录时承认他与徐寿兰发生相撞，不过是徐寿兰撞的他。

　　这张由手机拍摄的电子照片生成日期是2006年11月21日，笔录后第二天。面对彭宇和记者的询问，卢昌斌一开始坚持说是自己用手机拍摄的，原因是“那天早上想看看材料知道事情多严重”，可从事通讯技术工作的彭宇很快发现了破绽。他用实证方式，证明了卢昌斌所出示的这张电子照片，不可能是用他的摩托罗拉A780手机拍摄而来。面对摄像机，卢昌斌又转变了说法，承认图片并非他拍摄，而是徐寿兰的儿子所拍。卢昌斌给出的说法是，徐的儿子也是警察，他看到了原始笔录，用手机拍摄，被派出所的警察发现，予以制止，并把照片保留下来。做笔录的沈富根警官则表示，这张照片曾经唤醒了他的记忆，他论证照片上的笔迹是自己的，接着回忆起那天彭宇说过，下车后左手被人撞了一下。虽然这份证据疑点诸多，但最终被一审主审法官所采信。彭宇针对此证据的抗辩没有被法院采纳，理由是“被告虽对此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