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彭宇案与许霆案从司法亢奋到司法无能

　　作者：羽戈

　　窃以为2007年中国最吊诡的两大案件，一是彭宇案，一是许霆案。南京青年彭宇见义勇为，将在车站摔倒的老太太送到医院，反而被告上法庭，南京鼓楼区法院一审“从常理分析”判决彭宇赔偿原告45876元。

　　许霆案则相反。因某银行的ATM机出故障，许霆银行卡内只有170多元，却取出17.5万元，这被法院定义为“恶意占有”，再加上“得手后潜逃并将赃款挥霍花光”，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法定构成要件，遂被判处无期徒刑。

　　单看这两个案件，我们都有很多话要说。可将它们放到一处互勘，我们却往往无言以对。

　　尽管中国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但法律效力摆在那里，前者不准人们做好人，后者不准人们做坏人———原来做一个人是这般艰难，好坏之间，是否有一块中立地带供我们抉择？可能有，但已然被法律的强力触手挤压得狭如刀锋，无人有勇气在上面舞蹈。如果未来社会由这两个案件的判决所宰制，必然是一个“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现代性铁笼，价值完全中立化，道德隐匿起来，不再有见义勇为，不再有拾金不昧，因为无人敢于“勇”，无人敢于“拾”，法律不管你的心理，不管事出何因，只要你做了，就得承担罪责。

　　为什么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空间越来越逼仄？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即以上两类案件所导致的惨重恶果。

　　一个完善的法治国家，法律应该该出手时才出手，应该与道德划江而治，相看两不厌，而非动辄侵入对方的领地。彭宇案的“常理”已经成为笑柄，法院审判的凭据应是法理，常理则属于道德的统辖范畴，两者混淆，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神像的双重损坏，热心的彭宇一脸迷惘。

　　而如果“按常理分析”许霆案，判决可能要改写，因为人心的贪欲永无休止，依人性的劣根性，换作我是许霆，不但要取走17.5万元，还会找来更多的银行卡来吃这块肥肉。可惜，法院此际不仅不讲常理，连法理也不闻不问，用刑事诉讼霸王硬上弓，普遍的道德恶意被篡改为犯罪故意。

　　尽管结局迥异，这两个案件却共同反映了一种司法亢奋，即法律对道德的侵略(其一面呈现为刑事对民事的侵略)。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司法亢奋都难以避免，法官终归是拥有感性和生理需要的人造物，而非由冷冰冰程序支配的自动售货机。关键是针对其亢奋，有无安全防护措施。遗憾的是，中国并没有，所以亢奋之后的病毒随处流传。

　　与此相对的一面在2007年的司法界亦可见端倪，即代有承继的司法无能症。譬如说，因电影《色，戒》被删节，法学博士董彦斌起诉华星国际影城和国家广电总局，而被北京西城区法院以“证据不足”拒绝立案。被行政权力压迫成“性无能”，却以一个“非安全期”的理由打发了诉求者，中国司法，实在两难。

　　美国有一个说法叫“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其要点是，不是事事亲临，而是“对某些事情不做裁决”。就是说，法院不必时刻都表态，而要学会不表态；不必时刻都亢奋，而要学会节欲，但也不要节至性无能。两者都有其危害，纵观2007年的司法历史，我们更需要对前者保持警惕。司法无能顶多令人无比失落，司法亢奋却容易激起诉求者的逆反和抗争心理，如许霆的父亲就对律师说：“你们按照程序办，我等判决。判10年我就上告10年，判15年我就上诉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