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 很难与旧中国一刀两断

　　-本刊记者/王巧玲

　　曾经在写作技巧上颇有成就的他，回归了汉字本身，试图使汉字的写作开发出不一样的感性形式

　　“我是从遥远地方来的客人吗？”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台湾作家张大春以这样开场，听起来更像是心里的一句 自问。他说，每次来到内地，无论在哪一座城市，听到南腔北调，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因为语言丰富的土地，方言多样的 土地，一定会有比较多元的、比较复杂的，也可能会有比较激烈振荡的语言层面。”此次讲演，他以“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 统”为题，为此他已准备了一个多月。

　　讲演对张大春来说并非难事，除了作家这个身份外，他还曾是大学教授、电视主持人，更是主持电台节目多年，被人 称为“电台说书人”。每周五个工作日，他在一个叫News98的电台主持“大春泡新闻”，讲时事、科学、音乐、法律、 古典文学。他每天上午写3400字的文章，下午在电台里用1小时把它讲完。刚到北京，相声演员郭德纲唱的一段太平歌词 ，立马就引起了他的兴趣。在同样是1小时的演讲中，张大春的幽默感时有闪现。

　　作家莫言和张大春相识于1990年，对这位山东老乡，他这样评价：“张大春是小说写得好，人也非常有趣。”另 一位朋友阿城则把张大春形容为“新生代作家要突破的障碍”，因为在90年代，张大春在台湾炙手可热，他的书上市之前大 家都在等待，上市之后就开始抢购，在批评界也反响很大。“所以在台湾已经形成了一种压力，新生代的作家所要做的是突破 他所造成的障碍”。余华则说，张大春可是个赚钱的作家，他的书一出就几十万册。

　　今年1月，张大春的小说《聆听父亲》在大陆出版，因此也促成了此次的京沪之行。这是张大春继《小说稗类》之后 在大陆出版的第二本书。

　　聆听父亲，抢救家族记忆

　　“我”为未出生的孩子讲述“我”父辈的故事，这是《聆听父亲》这部小说的内容。在小说的扉页上写着几行字：“ 爸爸，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写稿用触觉，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假的；如果你写稿用讨论的，写出来的东西就是真的。”这是 张大春的儿子张容在3岁时说的一句话。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天下午，一家人开车前往动物园。高速公路有两个出口，他准备选择第二个，就在第一个出口快要到的时候，后座 上的儿子突然冒出来扉页中的那句。张大春和夫人都愣了一下，马上决定从外侧车道直接进入第一个出口，想停下来好好问一 下儿子。他一出出口就看了一下时间，是2点15分。当天晚上看电视，说下午2点15分，在中环隧道里发生了连环车祸， 有20多辆车撞在一起，第一辆大卡车已经烧掉了。他感觉脊背一阵发凉，儿子居然在那个瞬间，要么是帮他避免陷入一场车 祸之中，要么是避免让他堵车3个小时。但是真正让他觉得惊讶的是，“原来我们在根本还不会说话，或者是还没有成熟思想 的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让人以为我们会说话和成熟思想了。也就是说，在尚未取得智慧之前，或者获得智慧之前，我们已经 很会让人误以为我们具有智慧。”

　　3岁儿子的那句话对张大春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写《聆听父亲》整个过程里面，我一直反复地告诉自己， 不要用技术解决任何问题，尤其不要用成熟的写作叙事技术，也不要借用他人的技术来写作，这起码是对自己的家族聊表敬意 。”

　　1988年3月，张大春第一次来到大陆的老家山东济南。“进城的时候两边的杨树都是枯枝子，感觉白白的还有雪 ，实际上已经没有雪了。”他在那儿呆了40天。“走的时候，所有杨树枝上都有了翠绿翠绿的叶子，我就掉眼泪了，分明的 季节的转变非常震撼。”为了不让姑母看到，他偷偷把眼泪擦掉，脑子里想到了六大爷。“我六大爷是容易煽情的人。我曾经 跟六大爷随口说过一句话，我说，咱们家的这些老事，您既然都跟我讲了，干嘛不把它写出来。”后来，六大爷果真写出了7 0张稿纸，并寄给张大春。“我父亲是第一个读者，我当第二个读者，已经是大概7年以后了。”六大爷那70页的家族记忆 成为张大春创作《聆听父亲》的原始资料。

　　1997年的2月6日，除夕那一天，张大春的父亲喝高了，摔在浴室里。“那时，我一个已经差不多40岁的人， 没结婚，住在父母家里。40岁，我还是个孩子，台北人叫‘宅男’。那天，台北市街道鞭炮不断，欢送我带我父亲去治病。 ”从那天晚上开始，张大春就想着，得抢救点什么。“摔倒后前半年，父亲还很好，甚至自己会走几千步，可是有一天他回头 看见窗子外面有人走过去，他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能像这个人一样，说完他把助行器一扔，故意摔倒在地上，那一次摔的是他 的脑袋，他已经决定放弃自己的人生，他说从今天开始我彻底享福了。对世界不报任何期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此后，张大春只有通过交谈的方式，让父亲感觉他过去77年的生命，“还有点意思”。这样的交谈，也持续不了太 久，父亲也不太愿意去面对他还能站起来，甚至坐起来的那一段人生。“所以我六大爷的家史漫谈就别具意义了，等于我再也 看不到以前的父亲，他甚至变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父亲，我似乎要去寻找一下，到底他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19 98年张大春创作了5万字手稿，即《聆听父亲》的前半部分。

　　在这一年，他结婚生子。儿子出生以后，张大春写不下去了。“它是为了我未曾谋面的孩子写的一本书，但是当孩子 已经在我手里，甚至已经说话了，我就没办法写了，因为我不可能假装他不存在，因为我曾经约定过不能耍任何技术。”四年 后，太太的一句“家里要付贷款”，才让他咬着牙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后面的7万字在电脑上敲出来。

　　《聆听父亲》出版后，有人说张大春不再炫技了。阿诚则打了个比喻，“我觉得他原来勾拳比较多，这本小说却是直 拳式的作品，它能够直接达到你的心脏。”

　　曾经喜欢炫技

　　从《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到《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春 灯公子》、《战夏阳》等，张大春一直在尝试不同的写作文本和写作方式。用作家李锐的话说，“张大春在写作上是一个非常 追求自觉的人”。张大春则把自己从事的写作，归结为“其他的什么都不会。”

　　“到了80年代，我30岁了，其他什么都不会，于是就开始比较专心地写东西。”其实从十六七岁起，张大春已开 始写小说。那时的他，突然对出身的现实产生严重的恐慌，总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大学。不可能再进一步求学的恐慌弥漫了他 的青春期的后段。“我几乎都不太能发育了。17、18岁了，我觉得我能够适应社会的能力还像一个婴儿一样，而且看不到 未来。这恐怕也变成了日后焦虑的主题。”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以“大头春”为笔名写下了3篇小说。如今回头再看最初的创 作，张大春自省地把它们归为是对台湾作家朱西宁的“模仿之作”。

　　如果非要追溯写作的渊源，追溯最早继承的文学传统，张大春则一下把时间倒回到了儿时。3岁的他经常坐在父亲的 膝盖上听《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我记得上小学第一天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今天庆祝你上小学，给你 讲两回，而且是《西游记》开篇的两回，楔子的第一回。那天的兴奋远超过‘今天我是小学生’。”而听故事的张大春，则在 今天和昨天，这个月和上个月的故事里产生了错乱。为了理清错乱，他则故意把现实的生活掺和到小说里，比如，“梁山的大 水寨就在五洲面包店”。“似乎是为了不让自己感觉故事和现实生活错乱，我让它错乱得更厉害。”虚构与现实的相互编织， 让童年的张大春非常着迷。

　　在张大春决定专心写作的80年代，台湾流行过魔幻现实，也流行过米兰·昆德拉，“我们叫昆腔和马派”。张大春 也曾经模仿他们写作，“感觉上一方面模仿了马尔克斯，一方面又嘲弄了这个类型，可是连嘲弄都是不耐烦。”张大春说，“ 我就变成喜欢玩一些不一样技术的人。”

　　当时，张大春在晚报工作，早上六点半到报社后，他先看30多份报纸。然后挑出当天最能够被议论，或者是最能刺 激读者耳目的新闻，“也许有影剧新闻，也许有政治新闻，也许有物资、农业新闻”。挑出这些新闻之后，他就把新闻大致的 内容改写成小说情节，穿插着形成一天1100字左右的连载。“这个连载本身是一个小说，可是每天都会加入当天的新闻。 这个形式当时写的时候，非常得意，我认为全世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会这样做，为什么呢？第一个他非得有报纸副刊，才有可 能这样做。第二，在新闻管制或者是检查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让我这样发表。同时一个作家如果不在报社里面窝着，不能够 随时知道这个社会的讯息，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东西。”这部作品就是《大说谎家》。

　　这种写作方式，张大春没有再重复过，因为“如果一个游戏已经形成规则了，再做第二次就极端乏味。”90年代的 中期，张大春停止了在形式上做各种奇怪的尝试。如今，他写小说的节奏缓慢了下来，“变得好像只能够在自己脑子里组织各 式各样的小说情境”，需要持续漫长的累积。

　　不惑之年重新认字

　　“在我50岁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在过去30多年以来所从事的工作，会不会根本上是一个误会呢？不论 在台湾，或者其他华人地区，有多少人读过我的作品，或者是听过张大春这个名字，他们是不是也误会了，他们说我是台湾小 说家，还是我是一个用汉字写西方小说，而出生于台湾的中国人呢？”张大春发自心底的这个疑问，大概是从他大量阅读传统 笔记文学及重新认字时涌现的。

　　近10年来，他像小学生一样开始重新认字。在《聆听父亲》之后，张大春写了本奇怪的书——《认得几个字》。这 是一本教孩子怎么认字的书，“买卖的买，练琴的练，背书的背，从语言学，从文字学，从声韵学，从看起来只有大学中文系 的学生才需要教育的内容学起，想办法找一些小故事，让我6岁跟9岁的孩子有兴趣听。”

　　在《聆听父亲》写不下去的几年里，张大春开始大量阅读传统笔记小说。在他的家里有400多部全套的中国传统笔 记。“打开笔记，一定会感受扑鼻而来的酸，笔记基本上是酸性的产物。大部分笔记作者，我所读到的，都是失意或者退休在 家的，或者官场上的知识分子，这些文章不是他们拿来议论时事，发表公共理论，没有这些，他们记点山川，记点风土，记一 点八卦，或者是什么草配上什么汤，煮牛肉会烂。”

　　一天早上，张大春打开电台的网站，看到有人在讨论京剧《一捧雪》。一看，竟是胡说八道，于是他打算写篇文章拨 乱反正。他想起前不久看过的严嵩父子的一个小笔记，就赶快去翻书。“《一捧雪》戏里面描述的是一个玉杯，还是瓷杯？” 他先到Google上查书名作者，然后再去一页一页翻书，找答案。为了这篇文章，他甚至动用了《汉语大辞典》，费了3 个小时，才把所有的资料备齐。之后，他完成了一篇3400字的《一捧雪》，准备下午在电台里“讲古”。这种工作状态一 直持续到现在。

　　后来他又开始在电台里讲《聊斋》、《三言两拍》，现在正在讲《三侠五义》。“我并不是真的说书人，说书人是要 丢本子的，所有的话一路下来不打草稿，而且还有各种口技跟表演。我只是说故事，是冒充说书人了。我自己也买了很多专业 说书人的碟回去学，没想到弄假成真。”

　　张大春记得，他的老师，台湾著名作家高阳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写小说，比不上人家说书人， 说部的那些人。”此话让张大春吃惊不小。后来，他的《春灯公子》便借着说书人之口，讲述着江湖上的奇谈异事。

　　史传、说部和笔记这三种传统小说类型，让张大春产生“对中国小说或者是中国式的叙事传统的重新认识”，也使他 开始重新思考个人的写作。“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教导我不一定随时随地做一个拥有著作权的作家。我所继承的中国小 说叙事传统提醒我，丢掉个人创作这个概念，从根本上回归到说部、说书，记录一得之见的作者。”

　　张大春说，自己现在所做的事就是泡在“酱缸”里，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除了学着重新认字，学着像说书人那样 说故事外，他还一直坚持写旧体诗。“像早上做早操晚上做晚课一样，每天给自己1～6首左右的功课”。与古诗不同的是， 他把当今社会的人和事都写进了旧体诗里，比如台湾大选，比如减肥。

　　在张大春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化上“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断离”。而他相信，要走出从中国有大学以来所传输 的文学典范、美学规范或者是作品的示范，大概只有一点，即“重新认识另外一个形式的民间语言，并且一个字一个字把我以 为我认识的字重新理解一次。”

　　“我很难想象我跟中国尤其是旧中国完全一刀两断，无法想象。对我而言，我是使用汉字写作的人，我现在考虑的是 怎么样使汉字的写作能够开发出不太一样的情感形式或者感性形式。”

　　两地作家的差距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清华教授说自己很羡慕张大春，因为他身上有文人气质。而现今的中文系已培养不出文人， 为此他向张大春的文人气质表示敬意。

　　李锐对与自己同龄的两地作家进行了一番比较，同样发现了两者在修养上的差别。“台湾作家的文笔叙述语言，相对 的更细致、更文雅，有更多的古文的修养。而这个年龄段的大陆作家，他们的特点会更生猛、更粗犷。根据叙述风格的不同， 你会看到背后历史的痕迹。”李锐欣赏《聆听父亲》的原因，恰在于张大春打破了这两种界限，“在所谓文雅的、书面的叙述 中，和所谓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叙述当中自由的游走。一会儿说《诗经》，一会儿说饺子要牛肉大葱馅儿。”

　　在余华看来，两岸文学交流方面，大陆是巨大的顺差，台湾是巨大的逆差。 “我曾在很多场合说过，不明白大陆出 版社为什么不出张大春、朱天文的作品。台湾出版社出版大陆作家作品的热情是大陆出版社无法比的。”

　　张大春说，阿城、莫言、余华、李锐、格非等小说家的作品在80年代之后，大批地引进台湾。“对台湾当时，一个 正在经济起飞、社会多元、各种写作门派或者各种路数都在层出不穷的时代，制造了新鲜而且迷人的刺激。”

　　张大春所感受到的不是两岸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差距，而是语境的差距。“因为我在电台工作，对语言怎么使用有强烈 的敏感。我们的国语语境是很难纯粹的。因为媒体的发达，当镜头对过来时，很多人脑子里没想到要说什么，却非讲不可。我 认为没话找话的语境，正在逐渐而且义无反顾不可逆地全面影响着台湾的语境。这对写作也是危险的。”

　　莫言曾经被张大春拉去电台说过一场书，在与他的交往中，感受到了两地作家生存状态的不同。“他每天都去电台， 关在电台里，像热锅上炒豆子一样说一个小时，说完之后还要开车跑回台北郊区的家，再爬格子、写稿子，还要看孩子。他的 工作压力很大，我们大陆的作家，都是在作家协会里做专职的作家，哪怕10年不写作，照样有饭吃，照样有房住，有了病照 样可以吃药、住院报销，没有太多来自生活方面的压力，台湾作家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台湾有很多优秀作家，他们写作 的时间减少了，但写作的质量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