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宫润伯

　　青工宫润伯

　　一审宣判后的2006年7月14日，当地媒体做了简短的报道，那是“二二八”一案中宫润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满头白发的佳木斯拖拉机厂配件厂老车工杨百城，从电视上认出了这个十几年前的徒弟。“呵，那不是宫润伯吗？”这个已被大家遗忘的前拖拉机配件厂青工，从记忆深处突然复活。

　　拖拉机配件厂在佳木斯的东风区，这个被当地人称作“佳东区”的区域，集中了佳木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部分厂矿。在佳木斯人看来，无论是地理位置上还是社会群体划分上，“佳东区”作为工人子弟聚居区和作为市区的“佳市区”有着微妙的差异。

　　和作家何顿在他的小说《我们像葵花》所描绘的上个世纪70年代大部分出生在厂矿的子弟一样，凭借母亲是工厂职工的便利，宫润伯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拖拉机厂的子弟学校度过。1990年，16岁的宫润伯尚未读完初中，就作为第一批签订合同的青工，进入拖拉机配件厂铸造车间工作。

　　半年后的一次工伤事故中，宫的腿受了轻伤，被调入活轻松一点的工具车间，成为老车工杨百城的学徒。两年的学徒生活中，年轻的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基本不太跟人来往。

　　两年后宫润伯出徒，获得了一份初期车工的证书。与此同时，和佳木斯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一样，进入1990年代以后，拖拉机配件厂没再能延续历史上的辉煌。这个停产至今的厂子一再改名，却连合资和改制的命运也未能摊上，至今仍靠出租厂房的微薄租金度日。

　　1992年前后，刚刚出徒的宫润伯遭逢下岗，不久袁桂香也下岗回家，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厂子做装卸工的父亲宫西章也找不到活了。对这段时间里一家三口同时下岗后的拮据生活，袁桂香记忆犹新。老伴宫西章去卖冰棍，宫润伯和她蹬倒骑驴(踩三轮车)回收旧瓶子，间或贩卖一种叫黑加仑的饮料。

　　宫润伯曾经工作过2年的工具车间，意外地留存至今。车间里蒙着厚厚灰尘的机器，墙壁上巨大的红色标语，在提醒每一个来访者这里曾经有过的热闹和辉煌。

　　3个女性

　　在那段蹬倒骑驴的时光里，下岗青工宫润伯遭遇了两段情感经历。

　　他的第一个女友是同住在拖拉机厂社区的邻居。从上学到进工厂，这对恋人两小无猜，但到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意外地遭遇女方母亲的强烈反对。袁桂香至今还记得那个邻居老太太天天跳着脚骂，甚至拿着大扫把将宫润伯赶出家门。

　　宫的初恋女友最终嫁给了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临时工。案卷显示，宫在供述中回忆这段并不如意的恋情时，耿耿于怀。

　　半年后别人介绍了一个来自宜兰农村的女孩。来往一段时间后，家庭殷实的女方并不嫌弃已经下岗的宫，但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甚至一起回乡下承包土地。恰好这期间，宫润伯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猝死，袁桂香回忆，倒插门的要求让宫润伯觉得别扭，最终也结束了这段感情。

　　连续两次不愉快的感情经历，使得大儿子的婚姻成为袁桂香的头等大事。不久，一个好心的工厂同事又给宫润伯介绍了一个对象，不放心的袁桂香先赶过去见了一面，自觉儿子也许会满意，这个喜滋滋的寡妇匆匆赶回家报信，正好碰到找上门来的警察，宫润伯没来得及消受母亲带来的好消息，就被带走了。

　　那个夏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下岗青工宫润伯的命运推入了一个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在佳东区第五百货大楼附近的旱冰场，宫碰到了一个叫贾汪的小女孩，一起看完录像后，宫将女孩带回家住了一宿。

　　那天是1996年7月31日，这一年宫润伯刚满23岁。次日一早，宫带着女孩一起出去玩，被女孩的家人看到。袁桂香说，这时宫才知道认识不过一天的女孩未满14周岁。宫润伯随后被指控奸淫幼女，最后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已经年过古稀的陈正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听到判决时宫润伯的错愕。作为12年前宫润伯奸淫幼女一案的辩护人，陈正南觉得判决结果实际上比法定的量刑幅度要轻，在他看来是辩护起到了作用，但宫润伯似乎完全没有做好坐牢的思想准备。

　　事实上，宫润伯当年也确实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8年后的2003年，最高法院重新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倘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当地另外一位刑事律师分析，倘若宫和贾汪的事情，发生在此时，未必能定罪。

　　但在1996年，宫润伯并没有选择上诉。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这种情感深处的隐秘经历，为他的犯罪心理形成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冲击。

　　可供参考的一个细节是，在被抓获的三天前的一个晚上，宫搂着后来逃出虎口的赵龙，躺在4具孩子的尸体旁边，涕泪俱下地扮演了一个婚姻受害者的角色，他说他结过婚，甚至有过孩子，多年前老婆领着孩子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七年牢狱

　　刚入监的宫润伯，被送入佳木斯监狱下属的碳素厂进行劳动改造。这家位于佳木斯市安庆街的厂子，专门生产一种名叫阳极糊的铝厂配套产品，现在早已全面停产。

　　就是在这里，宫润伯度过了作为奸淫幼女犯的第一年。“二二八”案卷记载，宫润伯供述，就在这一年里，他遭逢了和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相仿的极端体验：入监不久的他被同监的犯人鸡奸。宫自认为遭受了不亚于获刑入狱的打击，极度羞愤下割腕自杀。

　　很快被抢救过来的宫润伯没能有电影主人公的好运气，佳木斯市公安局负责此案的一位资深刑警分析，这件事情使得他性情大变，随之开始了犯罪学意义上的性倒错心理形成过程。

　　案卷显示，“发生此次事件后宫润伯心理发生了扭曲，也多次以给生活用品为诱饵，猥亵过其他犯人。”宫润伯在询问中也承认，此后他一直在这种扭曲的心理体验中挣扎，这也成为他此后大多选择小男孩作为作案对象的心理动因。

　　袁桂香并不确切地知道儿子自杀的真实原因，只知道宫润柏在监狱里“被人欺负狠了”。接到狱方宫润伯出事的通知后，她在监狱医院看到了儿子：“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样，血糊啦汲的”。多年以后，袁桂香分析儿子犯罪的可能动机，揣测说：“被人欺负狠了的人，从此也开始欺负人。”

　　但没过多久，袁桂香的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她的小儿子、宫润伯的弟弟，因抢劫获罪，被送入佳木斯以北的双鸭山市笔架山监狱服刑。老伴突然病逝，两个儿子相继入监，赵圣芹感叹这个老邻居兼老妹妹命苦，她回忆那时的袁桂香，在气得大病一场后，还得隔三岔五地拖着病体，一会去这个监狱看大儿子，一会去那个监狱看小儿子。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这种日子让袁桂香难以为继。宫润伯入监两年后，她卖掉了原来拖拉机配件厂所在社区的房子，带着屈辱改嫁到30公里外的佳木斯郊区沿江乡。

　　不成功的重新社会化

　　2000年12月10日，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3年后的2003年11月1日，减刑后的宫出狱，将劳改释放证书揣在怀里的他，并没有按照规定前往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报到。

　　案发后的一份警方治安梳理报告显示，从监狱出来后，宫润伯先后换了8个地方住。母亲改嫁后的继父家，成为7年后宫润伯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后重新社会化的第一站。

　　黄庆一直很小心地和这个比他小近10岁的陌生弟弟相处。停薪留职在家做装修生意的他，尽管有大把时间和住在隔壁的宫润伯来往，彼此之间却很少说话。

　　一直到佳木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警察找上门来，他才知道看上去挺老实的宫润伯，已经弄出了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怖的大事情。

　　黄庆回忆，沉默寡言的宫，从未向大家提起监狱里的事。黄庆也不敢跟他多说，怕伤及他的自尊心，但宫的继父黄忠看不惯这个看上去有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我爹嫌他做事不利落”。

　　三个月后，宫润伯就从继父家搬走了，到外面卖羊肉串，拉小车，在一家名叫华丽面食的食品店里做帮工。这种临时工的生活总是不能维持多久，每到窘迫的时候，宫润伯总会回来找袁桂香要钱。

　　宫润伯找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开烧烤店，这份工作以一场意外发生的斗殴事件结束。黄庆现在还记得接到电话赶过去时，宫已经在医院急诊室，满头是血，脸肿得像冬瓜。这次原因语焉不详的打架事件后，宫润伯彻底放弃了正常途径的工作。黄庆事后觉得，这次被暴打，可能是让宫润伯彻底走上不归路的原因。

　　在母亲托人帮他租到了后来作为杀人现场的那个棚户区房子后，他最后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天麒网吧，网吧里随处可见的未成年人，从此毫无防范地进入了他的视野。按照他的供述，找这些孩子是因为“同是弱势群体，不具备反抗能力”。

　　案卷显示，对每个进入杀人现场后落入他掌控的孩子，他总是先打两个耳光，再拿刀子恐吓，然后猥亵，他喜欢让后来的孩子看前面遇害孩子的尸骸，再让陷入巨大恐惧的孩子叫他老爹，干爹，高兴时还会掏钱让他们上网。

　　继父黄忠至今有几分后悔。他觉得，倘若当初不让宫从家里搬走，也许不会出现这个结果。袁桂香也总是觉得还是应该和儿子住在一起，无论如何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了。

　　他的指定辩护人遇运辉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他整整3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快点审快点判，早就不想活了”。事实上，除赵龙外，另外4个被他猥亵的孩子，回家后也随时可能告发他。遇运辉判断，宫润伯从第一次作案以来，其实就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面是魔鬼般的残忍和狠毒，一面是随时可能崩溃的脆弱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