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润伯臆想中的大学梦

　　臆想中的大学梦

　　宫润伯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谜团，是他向警察供述自己一段16年前的光辉历史。案卷显示，在不下十次的讯问中，宫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1990年代毕业、怀才不遇的大学生。

　　根据他的供述，因为在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表现优秀，1992年他被保送到省城，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金属工艺学专业，为期三年半的学习结束后，他获得文凭，藉此回到拖拉机配件厂准备提干，这时厂子已经没了，毕业即失业的他，汇入到这个城市数以万计的下岗大军。时世不济，最后走到这一步。

　　现在留守在这个前拖拉机配件厂的几位管理层成员，对宫描述的这段历史深表惊奇。劳资科长崔秀华说，在宫描述的1990年代初期，工厂已经显现出生产和经营上的颓势，连分到工厂的大学生都纷纷准备走人，罕有保送工人到大学去进修的机会，即便有，也是表现特别优秀，青工宫润伯不可能进入这个范围。

　　对两个儿子，袁桂香自感家庭教育完全失败。她叹息，倘若能有去省城上大学的机会，宫润伯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事么？“也许他是在做梦吧，梦里想上大学。”

　　除了一前一后跨越10年的两个案件中一沓子案卷上的签名和手印，宫润伯几乎没在这个世界留下任何痕迹。袁桂香说当初搬到出租屋时，宫润伯就带走了所有和他有关的物件，连同那张劳改释放证。她一直念叨想去给人家房东收拾一下已经荒芜的房间，又担心无力支付宫欠下的房租。

　　通过权威渠道，记者获得了两张宫润伯在不同时期的照片。一张是1992年留下的身份证照片，穿着一件白色T恤的宫润伯，留着右分头，脸型瘦削，皮肤白净而不失俊秀；另一张是14年后案发被捕时拍摄的，秃头，表情冷酷，嘴角带有可疑的血迹。这两张无法联系到一起的照片，能看到的是外貌的变化，看不到的，是命运中无数的偶然和必然，一步步吞噬他的人性的过程。

　　在庭审的最后环节里，宫润伯终于流露出来一抹复苏的人性。被害孩子家长的代理律师陈虹回忆，他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道歉，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医疗单位，换来相应的经济补偿。但这个试图表示忏悔的想法，因为找不到法律依据，没有被法庭采纳。

　　宫润伯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刑场，他对执行的法警说：“别去打扰我妈了，我对不起她。”

　　逃离佳木斯 5个受害家庭的后遗症

　　佳木斯“二二八”一案，被宫润伯残忍杀害的6个孩子中，除了一个是来自七台河不知姓名的流浪孩子外，其余5名孩子的家长，有4个都已经选择离开这个城市。

　　马千里的父亲马建国是最早离开佳木斯的，他甚至没去参加案发半年后的庭审。“人都不在了，没有意义了”，这个神情悲伤的湖北汉子，至今没能从9岁的大儿子马千里被害的伤痛中走出来。

　　3年前，马建国和妻子谢红艳一起，带着两个孩子在佳木斯做油漆活。马建国永远记得2005年12月11日早晨8时，那是马千里失踪的时间，在把比他小2岁的弟弟送到附近幼儿园后，马千里就消失了。

　　马建国夫妇找孩子的经历是所有家长里面最离奇的。从马千里失踪到案发的3个月里，他们发了疯般地寻找，从给警方提供各种可疑线索到主动追踪至附近的汤原县，甚至循迹追到河北沧州，协助警方抓获了另外一起刑事案中的嫌疑人。

　　让马建国忿忿不平的是，那些当时被怀疑为荒诞不经的种种迹象，事后被证明都是合乎逻辑的事实。

　　2年后的现在，马建国已经回到了湖北天门麻阳镇的乡下老家，但他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回忆案子里的每一个细节，想得脑袋疼，而且至今没能想明白很多问题。

　　他不理解在宫润伯漫长的作案时间里，那么大的动静，楼上楼下的房东和邻居们会一点都没察觉。“又不是杀只鸡！就是杀只鸡也会有动静啊。”他更不理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会有这么长时间存在的人间地狱，而执法机关毫无察觉。

　　即便是回到湖北，喜欢上网的马建国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帖子，给湖北的司法机关写信。对2年前一些前来采访最后却未能发表出报道的记者，他毫不掩饰心里至今有想法，事实上这2年来，他更加审慎地对待每一个和他联系的媒体记者。

　　第一个被害孩子王胜利的爷爷奶奶王俊斌和卜玉娥，也已经回到老家黑龙江肇庆。王胜利的父亲有精神分裂症，母亲生下她即离家出走，爷爷奶奶带着出生不久的她投奔佳木斯的亲戚，在这个城市的棚户区租到了两间房子，以木工活为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距离凶杀现场最近的暂居地，会给这个本已不幸的断代家庭，带来最残酷的噩梦。

　　马建国说这辈子再也不会去那个伤心地了。在社会学意义上，一般来说，进入城市的农村打工家庭，更容易受到犯罪的伤害，而他们自我修复创伤的主要途径，依然是通过不断的流动和迁徙，而对周遭环境安全感的丧失和绝望是选择离开的原因。

　　和马建国夫妇相比，屈冬梅的迁徙历史令人心酸，她和丈夫本来都是佳木斯附近另一个城市双鸭山林业局七一林场的下岗职工。生下儿子姜富源不久，夫妻俩闹别扭，丈夫离开双鸭山到佳木斯下属的富锦县打工。

　　姜富源在姥姥家长到9岁，在2005年9月和妈妈来到佳木斯，插班到木材小学读四年级，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儿子成为挽回夫妻感情的纽带。屈冬梅和丈夫发誓，哪怕打工要饭也要把孩子培养成才，但这一幸福日子只维持了40天。

　　一直到法庭质证时，屈冬梅才知道姜富源在杀人现场呆了不下十天，而且留下了一封用铅笔写的歪歪扭扭的信：“妈妈妈妈我很想你，我也非常想上学，想念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你快点来piou(原文如此)我，姜富源写。妈妈我对不起您，妈妈你给我电话，我想和你说几句话，你赶快给拿钱，我好回家和你见面。”

　　除了这封催人泪下的信，在另外两张纸片上，这个不到10岁的孩子还详细描述了自己家里的地理特征和电话号码：“电厂往左第一个大胡同，另一个小胡同，不过道，一个黑门黑窗户。”“我家胡同前有个小食杂店”，“0454 8864900”。

　　2年前案发时，面对各种版本的被害人数传言，屈冬梅最令人动容的一点，是向记者显示了人性的高贵，她希望被害人数越少越好，不愿意再有母亲听到这种噩耗。但一想起这封信，想起儿子在这十天当中遭受的灭绝人性的折磨、临死前的巨大恐惧，想到这十天中应该有足够的机会将孩子救出来，屈冬梅就无法保持平静。她和丈夫都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对方，儿子的离去使这个家庭再度破裂，庭审结束不久，屈冬梅便离开佳木斯，现在河北沧州的一个远房亲戚处打工。

　　和屈冬梅境遇类似的，是最后一个被害孩子武书田的妈妈程秀芬。

　　武书田被害时，他的父亲正在监狱服刑，在狱警的陪同下到殡仪馆看到儿子残缺的尸体，嚎啕大哭。当地政法界的知情人士说，案发后监狱为他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为了配合对丈夫的改造，程秀芬放弃了提起附带民诉的权利，也没有参加此后的上访。

　　但这些后续的工作没能挽救婚姻和家庭，孩子离去后不久，两人还是离婚了。现在北京打工的程秀芬，不愿意再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除了程秀芬，另外四个被害孩子的家长都提起了向宫润伯索赔的附带民诉，王俊斌和卜玉娥赶到哈尔滨，请来红旗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任璞军和陈虹提供法律援助，他们认为天麒网吧和宫润伯租住屋的房东也有连带责任。

　　法庭判决否定了后者，肯定了前者，判决书载明宫润伯应该支付这四个家庭各165460元，但在刑事受害人国家赔偿制度尚未建立的今天，这显然是一张连一分钱都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于是到省城和北京上访成为这四个家庭共同的经历。当地政府给每家支付了15万元左右的家庭困难救济金。搬家，婚姻变故，电话改号，从最初的悲痛到后来持续的愤怒，最后一切伤痛都慢慢让位于现实生存的需要，是这两年间大部分被害孩子家庭的历程。

　　白金龙的母亲陈玉芬是唯一留在佳木斯的人。她是本地人，但更残忍的是，她家离天麒网吧和杀人现场都不远。白金龙的父亲白起兴至今有点恍惚，老想着儿子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

　　这对后结合的半道夫妻，在16岁的儿子白金龙离去后，无法不面对夫妻感情的裂痕，一度为了困难救济金的分配，闹到上法庭离婚的地步。已经58岁的陈玉芬，是受害人家属里年龄最大的一位，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孩子，这令她至今无法摆脱伤感。

　　最后虎口余生主动报警的赵龙，案发不久就匆匆搬家。陈虹说，另外4个曾被宫润伯猥亵的孩子，也纷纷隐姓改名。没有人能确切知道，两年前这个案子带给他们的创伤，将多长时间才能修复。佳木斯人只是知道，西林路上曾经的天麒网吧已经变成了一个健身俱乐部，对面新开的一家网吧里，依旧密密麻麻地坐满了穿着校服的未成年人。

　　马千里的弟弟正上小学二年级，这个9岁的孩子已经知道哥哥不在了。面对小儿子，马建国心情矛盾：他不敢再带孩子出门打工，可老在家里会坐吃山空，丢下他又放心不下。内心深处，马建国既希望小儿子能早点忘掉记忆深处的忧伤，又希望他能记住这个社会的伤害，吸取哥哥生命换来的教训，“希望他长大以后，这个国家会更安全一点。”

　　相似的杀人案，不一样的家庭样本，河南平舆黄勇案再回访

　　五年后，有一种记忆叫忧伤

　　如果路宁波不死，还有三个月就该大学毕业了。

　　清明节前夕，上坟回来，路德全坐在门槛上掰着指头算。他妻子说，每次上坟回来，他总是喜欢这样掰着指头给人算。

　　路德全家在河南平舆县高杨店乡陈刘村，路宁波是他的大儿子，从村子旁边的洪河上溯约20公里，是玉皇庙乡大黄庄村，路宁波就死在这个村子里一个叫黄勇的年轻人家中。

　　那天是2001年9月23日，那一年路宁波刚满16岁，在平舆二中上初三。

　　对儿子的死，路德全说他早有不详的预感，“孩子失踪后一个月，我在洪河边上捞到一条腿。”但这一预感直到2年后的2003年11月12日黄勇案发才被证实。在这一后来被河南平舆县警方称为11·12特大杀人案中，黄勇用持续3年的时间把自己在大黄庄村的家，变成了一个修罗场，据官方调查，他在这里杀死了17个男孩，将尸体埋在院子里，而路宁波是最早遇害的一个。

　　黄勇于案发当年年底伏法后，这些个性坚毅的家长依然坚信遇害的孩子不止公布的17个，和2年后佳木斯宫润伯案中一篇帖子引发的对遇害人数的质疑不同，他们用令人目瞪口呆的行动能力来挑战官方公布的真相。半年后的2004年清明节前夕，路德全、胥银平、王留超以及韩华等几个家长，从作案现场挖掘出了新的尸块。

　　获得证据后，路德全、王留超等避开截访的地方官员，绕道驻马店以南的信阳坐上火车，又提前于河北高碑店站下车，然后进京上访，找到记者，邀请法医前来见证。韩华甚至卸下平舆县公安局的门牌，扬言要挂上养猪场的牌子。

　　尽管新发现的尸块依旧被官方证明在原来17具名单之中，作为警示，当地政府还是撤换了当初现场勘查的负责人，警方调来挖掘机，推倒了三间房屋，把整个宅基地掘地三尺。

　　暮春时节的洪河边上，景色如画。黄勇案发不久，其父母和兄弟举家迁往外地，至今未归，邻居们对这个家庭的过去依然讳莫如深，当初的修罗场经过两番倒腾，4年后已经变成一片荒地，野草和乱石中间，数人高的杨树已长到碗口粗细。

　　和宫润伯案中受害儿童多来自外来进城务工家庭不同，黄勇一案，受害人家庭绝大部分是平舆本地人，在对抗伤害时，社会学意义上的土著无论是在寻求外来权利救济还是抚平自身创伤上，都比流动人口更具显而易见的优势。

　　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路德全和其他家长再也没回去过现场。4年前常常一个人到这里凭吊儿子霍红雷的胥银平，已在平舆县城经营起了一家渔具店。王留超则选择了到外地打工。遇害孩子的家长们还保持着互相走动的习惯。

　　而在生活在豫西南平原上平舆县城里的人看来，有孩子和没孩子，有一个孩子和几个孩子，有正式工作和没有正式工作的受害人家庭之间，区别还是很大。

　　路宁波遇害后，路德全还有一双儿女，正在平舆二高上高三；韩华还有一个正在驻马店上高中的儿子；胥银平也有一个已在移动公司上班的女儿，这些家庭大多迅速地恢复了创伤；而在县林业局工作的刘华是17人名单中目前唯一还没有孩子的家庭，15岁的儿子刘黎明在5年前遇害后，他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尽管县直单位的背景使他能够获得本系统内动员起来的各种资源的援助，这是其他家庭无法比拟的，但在这个深具传统中国价值观的小县城里，没有后代如同人生失去了泰半意义。刘华平时喜欢到胥银平的渔具店坐坐，他时常感叹：剩下的半辈子是“蒙着眼过日子”。

　　比之更不幸的，是名单之外的一个家庭。一个叫冯冲的孩子，在2001年年底失踪，至今杳无音信，他的母亲王凤兰感叹，这个今年应该已经26岁的儿子，7年来始终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怀疑儿子也已经遇害了的王凤兰，苦于无法找到证据。作为救济和安抚，当地政府把这位58岁的母亲纳入了城市低保的范畴，每个月可以领到140元。

　　5年前黄勇案发后，作为一个亡羊补牢的措施，平舆全县所有网吧都关门整顿。“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成为中小学校管理学生的重要规定。5年后的平舆县城，在平舆二中后面，即便是深夜，已经不知道黄勇是何许人的学生们，依旧坐满了重新恢复热闹的网吧。

　　但家长们永远不会忘记黄勇案的惨痛教训。他们满怀警惕：路德全在平舆二高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周都要和妻子一起从乡下赶往县城照顾两个上高三的孩子；不放心的韩华也索性从平舆搬到驻马店，每天和儿子在一起。

　　案发时的平舆县委书记如今已经调任驻马店市人大常委副主任，路德全说现任县委书记上台时曾表态，“我在一天，照顾你们这些受害者家庭一天。”他别无所求，只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