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态度转变

　　论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态度转变(上)

　　贺照田

　　想起来自己都惊讶，在2003年发生的事件中，最常在我记忆中浮现的，既不是“非典”，也不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开战，而是学界很多朋友和认识的人对国家权力态度的转变。

　　2003年，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变

　　围绕着2003年许多朋友与知识分子对国家态度转变的思考，所以惊讶，是因为以毛时代在知识领域常常过度政治化和1980年代末事件为基本背景，1990年代知识界的公开表述主流是强调学术思想的自律、并在私下常常强调自己与现实国家权力的疏离乃至对立的心情。在我的印象中，这种言论与氛围在2000年以后仍在延续，是以当2003年看到许多朋友与知识人明确表示对当时国家权力的认同，“突然”感自然非常强烈。

　　回顾19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界的各种思潮与观念、言论动向，并对认同现国家的各种言论逻辑加以仔细考察、分析，我认识到，2003年发生的众多知识分子开始积极认同现国家权力的现象，其实不是“突然”的，因此也不应该“惊讶”。在构成思想、知识对国家权力的理解方面，90年代后期以来知识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导致了知识界许多人产生了对国家权力大大不同于90年代初中期的功能赋予及期待。

　　因此，当中国国家权力表现出与这些功能赋予及期待看起来相配合的政策与承诺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便会为此配合的外在契机的出现而鼓舞，从而公开表现出自己的认同看法与欢迎热情。可资对照的是，在此之前，90年代初中期，由于80年代末的历史事件，和其时流行的思潮、观念对市场作用过多的想象与意义赋予，使得知识界在国家问题上，未经更多的对中国历史现实的分析中介，便采取了认为该尽量弱化国家权力的立场。

　　从2003、2004年许多公开表现出的，对当时国家权力反应热情的知识分子自我解释的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这批在2003、2004年开始明确表现出自己对国家热情的知识分子解释说，2002年年底，新一代领导核心组成。在他们看来，虽然新一代领导核心刚上台时亦有“大国”、“盛世”等对中国现实包含了乐观判断的举动，但很快就因对现实状况的进一步认识而把相当注意力转到了对中国内部诸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上来，并正面积极回应和承诺对从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到环境、生态危机到医疗、教育、就业等一系列危机与问题的解决。

　　也正是以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对这些危机和问题的积极回应为背景，很多人善意地把新一代领导核心这一系列相关举动、措施与承诺称为“新政”。确实，此一变化的善意期待，构成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决定性外在契机。

　　其时，一批自命左派者开始认同现国家，是因为他们认为新一代领导人的很多举措和承诺与他们的看法相同。相比，一些自由主义者调整对国家的态度，其理由虽然也是因为新一代领导人对很多他们看重的问题与危机的积极回应；但细究起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90年代初中期所有的很多期待都在历史的展开中落了空，加上当代中国大陆存在的种种紧迫的社会问题与危机，都使得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把希望放到中国现国家权力的转化上来，希望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最终实现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的期待。

　　而所有这些由先前的状态转变为重新认同或一定程度上认同、期待现国家的变化，共有的一个背景便是：一方面中国大陆融入这个世界越来越深，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对世界了解得越多，也使得中国知识界越来越清楚，美国所致力推动的全球化并不是世界大同的开始和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在很多方面反而要求国家职能的活跃与深化；而对世界现下各方面实际运作状况了解的加深，及对世界某些对待中国的方式(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反弹，也都逼迫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国家问题，而这些当然也在推动相当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调整、定位自身与国家的心理感觉关系。

　　虽然，2003、2004年很多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对当时国家很强的认同取向与热情，因这两年国家权力实际所作所为所发生的变化，使不少知识分子从对国家的热情称赞、热情辩护，变为表述克制、犹豫，但即便如此，公开、半公开特别是私下所表现出的对国家的过分辩护与同情仍是相当普遍的，并且是现下知识界区别于199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重要的不同之一。

　　在近三四年中，如下这种谈论中国中央国家权力的情况相当常见：公开表述时谨慎、犹豫，好像客观中立，但细加体察则可判断其言论实倾向同情乃至为国家权力辩解；此种同情现中央国家、为现中央国家辩解的倾向在私下表述里往往表现得更加充分，即把许多明确与国家有关，但又于国家不利的现象与问题的出现，解释为派系斗争的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国家下层权力把好经念歪了等等，而自觉不自觉通贯此中的逻辑则是为之进行善意解释、辩护和道义赋予。

　　在初步解决了何以在2003、2004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突然”转向国家权力问题后，跳跃一步，来关注他们为国家解释与辩护的内容与方式，而非着眼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解释与辩护及其解释与辩护的动力何在。

　　三个根本性问题

　　如前所述，这类辩护方式将引出如下认知后果：一是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事实上被简化为是非清楚的忠奸模式，就像80年代的历史被简化为改革、反改革，改革是善，反改革是恶；现在这类解释与辩护，事实上也在把现实简化为代表受损阶层和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两个阵营，而前者为善，后者为恶。二是这种本质上的忠奸或和尚(下层官员)把经念歪了的解释模式，虽然不乏成立的理由和原因，但作为对太多问题的解释和答案，实际不仅无助于对这些问题准确地理解，反而阻碍进一步的解析。

　　如此评估这当中多数解释与辩护，固然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却方便我们清楚，这些看似常常不脱具体脉络的解释与辩护，其实常常笼统、简化、先入为主、似是而非。并让人疑心，这些同情者与辩护人，并没有真的仔细想过，妨碍他们顺利实现他们的目标，解决他们所欲解决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危机，真的只是权力掣肘问题吗？即使问题真的只是权力问题，那么又该如何认识、讨论此权力问题呢？如果中央权力能很大程度上被集中还是可以想象的话，那么在现在这样一种现实境况中，要把中央权力有效通贯到下层，并使整个权力不受既得利益集团干扰可能吗？如果相当程度可能，那该如何去做？而此做又应该以什么样的认知把握为前提？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