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根本性问题

　　因此，知识分子要想真的对新政有思考上的贡献，首先就不要过急把太多问题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具备(通常只是指国家支配的可分配资源的充足与否)或权力掣肘问题，而应特别注意如下几个具根本重要性的问题：

　　一是中央现有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无论是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医疗、教育改革失败问题，贫富分化、社会安全保障问题，甚至是打开国际外交局面问题，其所依赖的核心手段都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强大。而这意味着，他们解决问题思路的前提是经济高速成长和超强中央财政能力，他们主要解决问题的手段则为在此前提下重新规划和调整国家资源、财政收入的再分配。

　　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另有关于如何保持稳定的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支配力又充分优裕的思路，而这意味着，他们保证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办法其实是在延续过去关于这些方面的根本思路、做法。但真的停留于此，就会出现如下局面：现在中央政府所看到的问题和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先前“片面追求GDP，经济增量压倒一切”的中国发展主义道路和财政汲取模式的后果，现在如果不根本反思此发展道路和财政汲取模式，又怎能保证此发展道路和此财政汲取模式不造出新的问题和新的危机，从而使通过资源、财政再分配所造成的一时问题与危机的缓解，又因新的问题与危机的出现而使其成效大打折扣呢？

　　何况，一旦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中央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就随之降低。特别当此发展速度下降和财政汲取能力下降被认为和解决问题克服危机的措施密切有关时，为了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很可能削弱乃至放弃他们曾经主张的这些社会经济措施。

　　二是与上一问题相像，结构性紧张还典型地表现在科学发展观上，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令人高兴，这说明国家高层不仅注意到社会各阶层间的平衡问题(和谐社会)，也充分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平衡问题，开始特别关注资源、能源、环境、生态诸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既要保持中国高速成长又不对中国发展所内涵的问题做出细致深入的分析，那么科学发展、绿色GDP指标等观念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只能停留在观念上和纸上。“十一五”计划中多项绿色指标一再亮红灯，而2006年降低能耗4%和主要污染物减排2%的目标不仅未能完成，这些指标反而都有所上升等事实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即使不存在权利掣肘问题，中央政府的方针和措施的落实与执行却仍只在依靠现国家权力机体。而显然，正如辩护者爱指出的中国大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我们当初根本没有想到的严重问题，其责任并不只在国家权力中枢设想、规划的偏差和失误，亦在各个层次国家权力机体在运行这些规划、方针时导致的问题。

　　但也正如前面所涉及，仅仅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必需依赖存在这些严重问题的国家权力机体，就必需尝试对国家权力机体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深入把握、以及对如何控制、消化这些问题有深入思考。否则，中央层次的美意到了基层必然大打折扣，乃至面目全非。

　　曾做过上海市市长，后为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学院院长徐匡迪的如下一段话典型地向我们传达了他对国家现有权力机体运作的忧虑。他在2006年讨论中国国家计划当年中拿出3000多亿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时说：当时他就用笔计算，用3000多亿专款除以8亿(农民)，每个人有424元。但他担心农民连24元都拿不到。他说，搞农村水利建设，从部委到省、县、乡，肯定拿走一大笔钱；搞退耕还林，林业部门也要拿走一块儿；如果再有一些地方将资金不用于建设，而是去建豆腐渣工程，搞贪污腐败，农民最后还能够拿到钱吗？因此，他建议国家对3000多亿“三农”专款进行审计，以免让中央的专款养了贪官，农民看不到也摸不着。

　　但问题是，有审计就能真的能解决他所忧心的问题吗？尤有甚者，如果中央一方面表现得顺应民意，积极承诺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正视与解决，另一方面却并未构想出与直接或间接导致这些危机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新发展道路，而又不愿在发展速度和财政汲取上有根本调整，同时又在现有权力机体问题的控制与改善上没有真正良善对策，那么中央此种做法方式所内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会进一步置地方国家权力于困难之境——即地方政府在已有发展思路上为实现发展目标进一步造成对社会的影响和损害，加上现下国家权力机体运作惯性中必然出现的诸种问题，相比中央顺应民意的积极形象，将使社会、民众对基层国家更加不满、不耐，从而引发更多社会、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冲突。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目前国家权力核心所推动的新政就其已有内涵言，其实内蕴是高度结构性紧张的。而要真正面对这一新政的基本思路和已有做法所内蕴的结构性紧张，就要更有成效地思考，如何既保持较快的经济成长势头和必要的中央国家财政能力，又能较有力地消弭或至少相当程度削弱诸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安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和能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危机。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