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金融防火墙”之最后关口

　　坚守“金融防火墙”之

　　最后关口

　　经济学原理告诫我们，资产价格泡沫的正反馈财富作用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而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就必将启动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居民的财富被吞噬、抵押贷款者违约数量激增、银行不良债权增加、证券公司纷纷破产，等等。如果银行资金介入资产价格泡沫的程度很深，那么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很可能通过银行危机的渠道触发全面经济危机。

　　为了应对未来国际金融环境变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我们应通观全局、高屋建瓴地制定综合应对策略。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应该变得更加依赖内需，并实施集约化增长，中国汇率制度应该变得更加具有弹性，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坚守“金融防火墙”这一最后关口。

　　第一，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纠正我国贸易品相对于非贸易品的价格扭曲(贸易品相对价格过高 )，促使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因为服务业提供的是非贸易品)，又有利于促进就业(因为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度高于制造业)；人民币加速升值有助于抑制人民币的单边升值预期，造成投机者对人民币是否进一步升值的判断出现分化，从而削弱热钱流入；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产生的成本推动压力，抑制通胀率的上升。

　　第二，继续加息。虽然2007年央行已经连续多次加息，然而由于通胀率迅速上涨，造成目前人民币实际存款利率依然为负。负利率加剧了居民将金融资产由银行存款转移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存款搬家趋势，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进一步加息，既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相对于证券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收益率，削弱存款搬家趋势，也有利于抑制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从而遏制通货膨胀。

　　第三，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承认，升值和加息虽然有助于遏制通货膨胀，但是对经济增长都有紧缩作用。为了抵消升值和加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应该同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一方面包括扩大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开支，另一方面包括削减内资企业所得税、实施更高的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

　　第四，进一步调整外资外贸政策，缓解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程度和外汇储备增长速度。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比较积极的外贸政策调整，例如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实施出口配额、征收出口关税等，这种调整应该继续推动下去。

　　第五，对现有外汇储备实施积极管理。中投公司的建立是中国政府在积极管理外汇储备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中投公司应该尽快明确其投资策略、治理结构和绩效评价体系，把握好透明度和收益率的平衡，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尽快成长起来。

　　第六，加强资本管制。由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难以一步调整到位，中国的资产价格目前处于高位，中国的银行系统和金融体系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贸然放开资本流出，必然会刺激更多投机资本的流入，而一旦形势急转直下，国际投机资本就会在洗劫了中国居民储蓄财富之后留给中国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因此，资本管制是中国政府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尤其在未来几年内不利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中国政府更是要谨慎对待开放资本账户的建议。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培育优势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韩等跨国资本明显加快了来华投资的速度。目前，由发达国家研发并提供知识型服务和高技术制造，周边经济体提供代工、销售及售后服务，我国利用低成本优势进行加工组装，最终产品外销欧美市场的国际生产体系已基本形成。一是未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是知识型服务业和新技术制造业。在未来的5年里，预计将出现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热潮，重点将转向知识型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如金融、信息、全球供应链管理等中高端服务；航空航天、能源、医药、生物工程等高端制造领域的全球配置；二是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强劲需求的带动下，跨国资本和服务来华投资的构成将发生明显变化。未来5年，以内销为主的市场驱动型跨国投资将成为主流趋势。从目前趋势看，世界5 00强企业已经开始把研发、设计、运营、物流配送、咨询和培训等机构设立在中国的主要都市，并加快了本地化进程；三是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未来5年，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金融后台服务将外包给境外低成本中心；另一方面，国际大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交易所、基金、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将随着各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开始构建全球金融服务体系。

　　在当前的大趋势下，我们必须抓住机会，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培育新优势。一是开放竞争，搭建一个公平非歧视性的政策平台。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技术含量高，有些会涉及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核心竞争优势。为此，首先应在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和组织领域里充分开放竞争。其次应切实落实凡是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优先对内资开放的原则，为内外资企业搭建一个公平非歧视性的竞争平台。再次应像加入世贸组织时那样，对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清理和调整，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断用新的扭曲替代旧的扭曲的不正常现象。

　　二是创新激励，引导企业在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向自主研发和创新、自主品牌、自主国际营销渠道建设中去。应吸取我国汽车企业出现的“合资锁定效应”的经验教训，避免在与外资合资试图学习管理和技术时，我国企业丧失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的能力，同时切忌完全倚仗低价优势，忽视技术优势。此外，应吸取纺织企业在开放中陷入贸易摩擦泥潭的经验教训，逐步建立以自律为基础的出口协调机制，对促进投资和贸易互动发展是重要的条件。

　　三是合作互动，要鼓励内资经济与外资经济合作互动，鼓励内资经济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提供配套，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培育新竞争优势。目前，营造招商引资的小投资环境，包括新出台的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高新区等，都更有利于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的发展，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参与、配套和合作。因此，应把工作重点放在营造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上来，建立一套不需要通过审批，有明确规范的政策认定标准和机制。

　　四是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宽松的体制软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呈现衰势时，里根时期所采取的供给管理政策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体制软环境，10年后，这套政策为美国带来了IT革命和创新激励。因此，政府应提供一个低税费、少管制、多鼓励、能者上的制度软环境，促进高技术含量的国际产业转移，鼓励国内企业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积极开展自主创新。

　　五是应更加规范和不断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为创新活动提供创新激励机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储蓄和投资活动已超过一国的界限。在这种新形势下，应创造更有弹性和灵活性，更加市场化和规范化，更加开放和抵御风险的投融资体系。

　　六是应更加充分地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要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规范市场经济体制，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是法治的基础。同时，应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建立自己的标准，过高的标准和承诺将损害而不是促进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损害而不是促进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安全。

　　从战略高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机遇与挑战和风险都是动态的、可变的，甚至可能相互转换。我们既要抓住和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又要采取有力对策和措施，有效应对挑战，注重防范和化解国际经济风险，从战略高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其一、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经济安全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1988年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国内经济安全的具体目标。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把“经济安全”置于对外政策三大支柱(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之一。1980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智囊机构推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报告，提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不仅局限于军事，在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必须采取综合对应措施。1996年4月29日，由俄罗斯总统签发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基本条例)》，明确了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威胁和如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建议我国政府组织各方面专家，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制定出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其二、重要产业和对外经贸关系要有法可依、依法行事。随着石油价格攀升和能源争夺加剧，各个大国都在调整或制定新的能源法。日本在这个领域的成功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2002年出台的日本《能源政策基本法》第八条规定，政府每年必须发表一份报告。2007年5月2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2007年能源白皮书》，这是日本政府发表的第四份有关能源供需状况和能源政策的白皮书。《白皮书》就确保能源稳定供应、维护能源安全提出了3项战略性举措。首先是确定自立的、符合环境要求的能源结构；其次是采取战略的、综合性的对策以确保能源供应；再次是在亚洲和世界解决能源、环境问题过程中发挥主动性。我国能源立法严重滞后，我们既要听取国内社会公众的意见，又要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尽快出台能源法和相关政策措施，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事。

　　其三、加强经济外交工作。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可靠信息，加强对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协调。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要实现开发与建设、开发与环保、投资与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坚决避免进行掠夺性、破坏性的资源开发，真正做到平等互利。这不仅是经济利益问题，而且关系到我国的国家形象。

　　其四、客观提供驻在国家经济形势和问题等相关信息，积极推动我国与各国加强经贸合作。通过加强经济外交工作，使我国政府能够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进一步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妥善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全面提高对外经济工作质量和水平，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