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流金800年

　　-观察记者 刘 静 戚永晔

　　自南宋定都杭州，开十里天街连通皇宫和市区后，中山路自然也成了商铺云集的经济中心、文人政客云集的文化政治中心。南宋时，杭州文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惊叹：“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可见当时中山路的繁华程度。

　　1276年，元军灭宋，中山路御街功能尽失。但到了元朝，军阀张士诚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嘉兴到杭州段，杭州第一次与运河相连，这无疑为商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十三世纪末到达于此的马可·波罗盛赞杭州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到了明清两代，张同泰药店、奎元馆面馆、胡庆余堂国药号……一批享有盛名的老字号相继开张，让中山路重燃往日“商火”。进入近代之后，浙江最早地方银行—兴业银行的进驻，又使中山路三元坊段成为了银行、钱庄等金融机构集中之地。

　　穿越历史长河，中山路的商贾之脉、文化之脉一直延续，从未有过断裂。

　　南宋：“天街”盛世，久远辉煌

　　宋室南渡后，正式定都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杭州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给都市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和机遇。南迁的过程，促使北方大批人口流寓杭州，这些北方移民中，除了有皇室、贵族、官宦、富绅外 ，还有大批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饮食服务等各种行业的能工巧匠 ，他们定居杭州，大大促进了杭州商业形态的发展。

　　相传，宋高宗赵构最早准备在西溪建都，后来到了杭州城内，看到凤凰山脚“吴越故都”，就想把皇宫建在这里。可是皇帝说过的话不能反悔，于是他说：“西溪且留下”—“留下”的地名就是如此而来。

　　“御街”建造的最初功能，就是为了服务凤凰山脚下的皇宫。以凤凰山为中心，由南向北辐射。所以无形中，中山路催化了城市中心的北移，之后的800年里，杭州完成了吴山中心—武林门中心的演变，中山路功不可没。

　　考古人员发现，南宋的“天街”很宽，甚至比今天的中山路还宽数米。在以人力畜力为交通工具的时代里，这么宽的道路“排场”已经不是一般大了。当时路面分成专门供皇帝走的“皇道”和老百姓走的路面；两边有排水沟；再往外，就是临街建筑。整条御街，鼓楼以南段最宽，可以并行9辆牛车；中间段，稍微窄点；再往北窄得连皇帝辂车也过不去了，只能换乘辇。开封的北宋御街则是中间为皇道，两边有隔离物挡着；往外还有御沟和御廊。御沟里种荷花，御廊下走人，布局讲究。这一路北去，路况很好，史料中记载：“中道则铺细纱，下有阴沟宣泄雨水”，所以道路永远干燥，遇到雨天也无泥泞之苦。

　　如果说南宋是杭州人情怀里值得怀念的岁月，那么中山路无疑就是当时最令人向往的“天街”。御街全长十里，为贯穿城区南北之要道，从宁门外至景宁宫前，一路商店林立、商铺栉比，据南宋文人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御街两旁的店铺“不下万计”。

　　十里御街大致可分为三段：

　　从皇帝和宁门外(今凤山门外)为起点至朝天门(今鼓楼)清河坊，为御街南段。南段紧临皇宫，因此成为朝廷中枢机关三省六部、枢密院与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集中居住区域。

　　因而这段商铺多以经营高端商品为主，耐得翁《都城纪胜》说：“珠宝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品、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清河坊边的高银街，当时是南宋著名的珠子市场，买卖动辄便以万贯计，故后人称为“高银”。

　　今天中山中路一带，以羊坝头，官巷口为中心，为御街中段，它是京城“大而全”的综合市场，此处早在唐末五代及北宋已是杭城唯一的市场。南宋定都之后，诸行百市，样样齐全；大小店铺，处处密布。“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绣帛、绒品、香烛、食米、下饭鱼肉、鲞铺等”。凡是都城里衣食住行与日常生活品需求，在这里都能满足。据《梦梁录》载，这里名店、老店云集，有名可查的多达120多家。

　　御街北段为棚桥至众安桥、观桥一带。北段是商贸与文化娱乐相结合的特色街段。京城中最大的娱乐中心—北瓦就在此地，内有勾栏13座，日夜表演杂剧、傀儡戏、杂技、影戏、说书等多种戏艺，每日有数千市民在北瓦游乐与休闲。朝廷礼部的贡院也在此附近，是举行科举考试的中心场所。每逢科考，成千上万的举士在此云集参加最高的考试，受其影响，棚桥一带形成了书籍店铺的集中之地，附近的酒楼饭馆、茶肆也点心遍布，夜市十分热闹。

　　南宋御街的繁华程度绝不亚于今天的王府井、南京路商业街，据文献记载，自大街到各个坊巷，大小店铺连门皆是，大街上的买卖昼夜不绝，夜市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散去，而到了五更(凌晨3点—5点)，早市又开了。

　　元代：商贸“大街”，文化延续

　　宋亡元立，杭州城市受到战乱破坏，临安府改名杭州路，为江浙行中书省的治所。杭州的政治地位大幅下降，但其繁荣的工商业和优美的西湖风景仍然吸引着四方客商和游人纷至沓来，延续着东南“名郡”的美誉。

　　元代时中山路仍为城内主要街道，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据专家考证，马可·波罗书中所写的大街即是现在的中山路，它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连接着许多方形市场。每个市场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场上都有销售。

　　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猎物如小种牝鹿、大赤鹿、黄鹿、野兔、鹧鸪、雉、鹌鹑，而鸭和鹅的数量更是多得不可胜数；果子如梨，硕大出奇，每个约重十磅，肉呈白色，和浆糊一样，滋味芳香，桃子则分黄白二种，味道十分可口。这里不产葡萄，不过，其它地方有葡萄干贩来，味道甘美；城市距海十五英里，每天都有大批海鱼从河道运到城中。湖中也产大量的淡水鱼，有专门的渔人终年从事捕鱼工作。

　　这些市场都被高楼大厦环绕着。高楼的底层是商店，经营各种商品，出售各种货物，香料、药材、小装饰品和珍珠等应有尽有。有些铺子除酒外，不卖别的东西，它们不断地酿酒，以适当的价格，将新鲜货品供应给顾客。

　　大街的两侧有许多宏大的住宅，并配有花园。附近有工匠的住所，他们是在自己的铺子里从事劳作的。众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每到集市之日，市场中挤满了商人，他们用车和船装载各种货物，摆满地面，而所有商品都能够找到买主。

　　除了商业继续发展，元代中山路还逐渐成为伊斯兰教聚集之地。公元1281年，“凤凰寺”在著名伊斯兰教人物阿老丁的主持下开始重修。凤凰寺与扬州的仙鹤寺、泉州的麒麟寺和广州的狮子寺并称为中国沿海地区四大清真寺，在阿拉伯国家中也享有盛誉。

　　凤凰寺即清真寺，又名“真教寺”，以其形似凤凰，故名。该寺历史悠久，它创建于唐朝，到宋朝时被毁。元朝、明朝之后多次扩建重修，最终形成凤凰寺的建筑群规模。公元1646年，清朝政府下令再次重建，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1929年，由于市政建设拆除了该寺的寺门以及门顶上加建的五层木制望月楼，极大破坏了凤凰寺的完整形象。以后该寺又经过多次重修。

　　现存的凤凰寺占地面积2600平方米，建筑包括门厅、礼堂、礼拜殿等。其中礼拜殿是元朝时代的无梁建筑。寺内还珍藏着不少文物和艺术品，主要有木制的“经函”和一些碑刻。

　　2001年6月25日，凤凰寺作为元至清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凤凰寺作为中山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数次被毁数次重建，经历几百年风雨，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这条老街的岁月变迁。

　　明清：老字号兴盛，市井云集

　　明代，杭州由杭州路改为杭州府，为浙江行中书省和浙江布政使司的治所。清代，仍称杭州府，为浙江行省省会。

　　在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高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山路的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商业街”的氛围逐渐形成，“御街”的尊贵气息成为久远的记忆，中山路越来越贴近百姓、贴近民生。彼时，一大批物美价廉的“国货号”纷纷进驻中山路。中山路，在明清两代，孕育了不知多少儒商、富豪。

　　朱养心膏药店，开创于明万历(1573—1620)年间，创始人朱养心，名志七，浙江余姚人，朱氏以膏、丹为主的外治法为特色，几近“手到疾愈”的水平。自制眼药，闻名于世。晚清时许多曾受惠“朱养心”的病家出于感激之情，集资在大井巷内重建朱养心药店。

　　明崇祯年间，安徽黔县人张小泉率子张近高来杭州大井巷生产祖传剪刀，杭州“名剪”便在此产生。张小泉由于采用浙江龙泉的好钢作原料，又经过精心制作，打出来的剪子锋快耐用，与众不同。取牌名张大隆剪刀，清康熙二年，改名“张小泉”剪刀。

　　孔凤春香粉号创建于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创办人孔传之、孔传洪、孔传福兄弟三人，原籍萧山。孔凤春粉店地处中山中路交叉路口的“四拐角”，初时生产经营鹅蛋粉、生发油、雪花膏等十余种化妆品，积累资金后，开办孔凤春香粉号，前店后场，是我国化妆品生产业的最早厂家。

　　毛源昌眼镜店，清同治元年(1862)开设于杭州中山中路太平坊，前店后坊。创始人毛四发，绍兴人，原在杭设摊售眼镜，后积资盘进詹源昌玉器眼镜店，改名毛源昌。民国时期毛氏后代购进先进设备，改变手工操作，以其技术精湛，质量上乘而著称，并以售真水晶眼镜而出名。

　　奎元馆面馆开设于清代同治六年(1867)，原址杭州望仙桥堍，原名奎和馆，系徽州人创建的徽式面馆。宣统三年迁址三元坊。奎元馆以烹制宁式大面为主，品种繁多，尤以“虾爆鳝面”和"片儿川面"最有名，为特色杭面之一。

　　清光绪元年(1875年)，制扇世家王星斋在杭州创建王星斋扇庄(王星记扇厂前身)。其扇子选材优异，做工考究，首创的黑纸扇作为“贡扇”被送往朝廷。民国初，其子王子清继承父业，民国18年改名为王星记扇庄，设于太平坊。

　　景阳观酱菜店也是彼时老字号的一份子，店主沈达清，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杭州荐桥街(今清泰街)佑圣观路开设前店后坊的景阳观酱菜店。后来艳羡中山路浓厚的商业氛围，也把店址迁到中山中路官巷口一带。景阳观精制各种酱菜、腐乳，自产自销，以“质量取胜，品种益众”的经营之道被誉为全国著名四大酱菜店(北京六必居、扬州三和三美、济南玉堂)之一，民国时期，虽数易店主，仍继承发扬传统经营，产品久销不衰。

　　万隆火腿庄始建于清朝同治3年(公元1864年)，最早的店址也是在中山路与河坊街交叉口。店内以经营金华火腿为主，兼营一些南北货，腌腊制品，由于经营商品正道，因此在杭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腌腊上品推万隆”，其火腿选用我国名种猪“金华两头乌”的腿肉精制而成。鲁迅先生任教与浙江两极师范学堂时，曾多次光顾万隆，先生定居上海后，还经常托人到万隆买火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庆余堂国药号，是由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集巨匠、摹江南庭院风格耗白银三十万两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创建的药铺，整座建筑犹如仙鹤停驻在吴山北麓的清河坊，是中山路南端的一颗明珠。作为儒商的终极典范，胡雪岩身上有太多令人艳羡的个人魅力，殊不知，胡庆余堂与中山路两者之间，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的。中山路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胡庆余堂和胡雪岩亦商亦儒的文化气质。同样，他们的文化气质也成为中山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亮点，会在很长的一个历史空间里彰显中山路的积淀。

　　承载着如此之多老字号商铺的岁月记忆，中山路当时的商贸交流之兴盛可想而知。正是明清时期无数个儒商、无数家老字号共同构架了现代人对中山路的“天街盛世”之后的另一段流金记忆。

　　近代：金融机构重地

　　在中山路三元坊巷一段，一幢幢欧式风格老建筑依次排开，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山路曾经是近代杭州的商业中心，也是金融中心，从光绪三十三年到民国时期，先后汇集了50家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旧址位于上城区中山中路261号。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修建沪杭铁路总理汤寿潜等发起创办浙江铁路公司，自办沪杭甬铁路。次年10月公司附设铁路银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呈准设立浙江兴业银行。今天，兴业银行旧址已经成为中山路的标志建筑之一，作为民国“洋化”建筑的典范，其价值绝对不输于上海外滩的民国建筑。1997年，浙江兴业银行旧址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是少有的既有文物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建筑。

　　盐业银行成立于1915年3月，总管理处设于北京。因为民国时期杭州中山路具有浓厚的金融氛围，所以杭州分行也选址在浙江兴业银行旧址附近。

　　1913年，梁士诒代理财政总长时，曾向当时的国务院建议设立盐务实业银行。盐业银行成立时，由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任经理，盐务署拨给官款，实行官商合办，经收全部盐税收入，并“得代理国库金的一部分”。第二年袁世凯病死，盐务署不拨官款，改为商办，成立时实收资本 125 万元， 1933年增至750万元。1917年，张镇芳回参与张勋复辟而被捕，总经理改由当时天津造币厂厂长的吴鼎昌担任。吴鼎昌担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后，首先是充实股本，以扩大盐业银行在社会上的影响。

　　盐业银行在民国时期红极一时，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并列为当时享誉全国的中资银行，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合称“北四行”。1949年解放后，银行先后通过北五行的“联管”和金融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而盐业银行在杭州的分行，则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浙江实业银行也曾在中山路留下历史痕迹。1908年，清政府在浙江设立官钱局，1909年改组为浙江银行，代理省库，总行设在杭州中山中路。

　　辛亥革命后经过改组，于1912年改称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1914年春，中国银行在杭州设立分行，北洋政府财政部电令浙江省府将金库交给中国银行管理，浙江银行乃于1915年6月更名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1923年，官方和商方达成协议，决定将浙江境内的杭州、海门、兰溪三行划为官股，定名为浙江地方银行；上海、汉口两行划归商股，定名为浙江实业银行。1923年4月23日，浙江实业银行正式在上海挂牌，由此完成了官商合办到商资独办的演变。

　　民国时期，浙江实业银行每年持有的政府公债数额，均在五六百万以上，至1937年，所持的公债数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等12家最大证券持票银行中名列第十，超过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1948年，浙江实业银行易名为浙江第一银行。

　　1950年之后，浙江实业银行开始注重对外金融，它们和日本第一银行通汇往来，又与欧美各国银行建立通汇关系，积累了大量外汇资金，在旧中国银行界被称为“南三行中的老二”。再后来，由于高度集中的金融政策实行，浙江实业银行也和盐业银行一样，成为了新新中国金融巨轮中的一部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纪念辛亥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先生，政府决定把地名称呼一直不统一的“御街”改为中山路。名字虽然改了，但中山路作为“街道活化石”，还是把各个时代的辉煌与变迁记录了下来。在今天中山路的改造和复兴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属于中山路的800年流金岁月，它不仅见证了中山路的深厚积淀，还是今后中山路复兴之时在地下牢固的支撑。 ■（来源：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