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关注教育资源如何分配

　　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了，老百姓的公平感受却更差了

　　人物周刊：根据公开数据，教育经费的投入在逐年增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说过：“如果一个社会在发展中进步，那么各种资源的增加是必然的，是毋需刻意关注的。需要刻意关注的是这些资源如何分配，以及分配是否合理。”大家很关心，在我们这里，谁享用了教育增量？

　　杨东平：阿玛蒂亚·森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片面追求GDP是不正确的，因为“人均-总量”的评价方式，假设增长的财富是按人均分配的，从而模糊了人们对分配过程的关注。而总量增长和增长的财富是如何分配的，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老百姓的公平感受，主要来自后一个过程。

　　现在城市出现恶性的择校竞争和高昂的择校费，一个流行的解释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我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比几年前、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为什么优质教育资源明显增加，老百姓的公平感受却更差了？显然不是总量多寡的问题，而是分配过程出了问题。如果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变成家长权势和经济地位的竞争，老百姓怎么会感到公平呢？

　　人物周刊：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会不会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多地倒向富人和权势一边？

　　杨东平：尽管各地正在对“教育产业化”政策进行清理，但总体而言，各地“小升初”乱象丛生、择校费居高不下、奥数热高烧不退，基础教育的气氛仍然很不正常。基础教育阶段严重的应试教育和择校热，凝固甚至加剧了客观存在的阶层差距。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教育的阶层分化都十分明显，中上阶层的子女更容易进入重点中学，而中下阶层的子女则更多分布于普通中学。

　　“以权择校”是当前择校热的难点和核心问题，改革的难度在于要破解的是地方政府和重点学校形成的特殊利益。少数名牌学校、明星学校，不仅可以通过寻租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是教育利益集团的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近水楼台。

　　最不合理的是将升学压力下压到小学生身上

　　人物周刊：教育的不公平滋生出哪些腐败现象？

　　杨东平：用金钱交换学习机会的择校费制度，完全违背了公办教育公益性的价值，使得教育在舆论中成为“暴利行业 ”、“腐败重地”，严重败坏了教育的品质。这种现实使得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复制和强化社会差距的机制，而不是缩小和改善阶层差距的机制。

　　“优质学校”之间为一己私利进行的恶性生源竞争，是以牺牲青少年的健康和快乐，扼杀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想象力、创造力为代价的，突出显示了当前重点学校的反教育性。

　　人物周刊：您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化。这几年来的现实，有没有朝这个方向走？

　　杨东平：事实上，国家在90年代即宣布不得举办重点学校，现在存在的都是变相的重点学校，如示范学校、星级学校、名牌学校等等。现在沈阳、成都等城市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比如促进校长、教师流动，不让优秀校长、骨干教师集中在少数重点学校，通过均衡教师资源，促进生源的均衡，从而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

　　另一个重要举措是改革中考制度，将一定比例重点高中的名额下放到各普通学校。这样，学生不必非要上重点初中才有望升入重点高中，在普通初中如果位居前列，也可以上重点高中。

　　人物周刊：如果真的取消了重点学校，会不会把战场集中转移到高中，从而使高中成为孩子与家长最苦难的一个阶段？

　　杨东平：现在的情况是，高考的录取率明显高于普通高中的录取率，所以普通高中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高考。高中生的年龄大一些，学习压力大一些他们相对容易接受。现在最不合理的是将升学的压力层层下压，使小学低年级的学生不堪重负，身体健康受到损害，这是不可容忍、一定要改变的！

　　所以，今年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教育要做的三件事，第一件就是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但这却是最难的，不仅涉及教育观念、内容、方法的改变，也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