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平凡生活中的非常态

　　胡武功是我国摄影界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及策展人。生于西安的他许多年来专心致志于这个古城的生活和变化, 捕捉到了堪称历史性告别的生活画面,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今天关中民间的生活形态和心理状态。

　　30年的图像记忆

　　我拍摄改革开放30年的摄影作品,不光是因为这30年是自己人生中重要的阶段,也因为它是这个民族非常重要的 一个时间段。中华民族真正从农业文明开始走向另一种文明,三五千年一成不变的东西就在这30年里面根本性地改变了。

　　这个改变怎么样去描述?我觉得它必须要体现在老百姓的具体生活中。比如现代的年轻人有几个懂得孔老二,懂得三 纲五常?或者有几个人还会唱秦腔、唱京剧?他们与传统文化脱节了,相反,他们会唱流行歌、跳迪斯科,这种现实你是不能 不关注的。

　　所以在我的作品里,常常注意拍摄新兴的、流行文化的影响,比如上世纪80年代就有青年人开始腿蹬“喇叭裤”， 自带双卡收录机,在公共场所跳“迪斯科”,这在当时引发了很多非议。再比如我拍 “牛奶咖啡馆”那张照片,那就是因为 邓丽君那首《美酒加咖啡》当年特别流行,这之前,整个西安城哪有这种馆子啊?

　　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的是整天唱革命歌曲的年代,邓丽君这样的歌一出来就很敏感,觉得是堕落、是色情、是靡靡之 音。所以我决定要把这个变化拍出来,而且特意选取了现在这个场景—— 两个戴着红袖章的人站在前面打着哈欠,把这种 精神状态与新兴事物相对应。现在看来还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好像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就遭到外来文 化的冲击。

　　饮食变化也是我经常拍摄的题材,这次的片子里我选了排队吃饺子、打破大锅饭、麦当劳开业等等。我觉得这也是很 重要的部分,比如肯德基、麦当劳的进入,从饮食上就直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肉体上的营养构成,肉体变了思想能不跟 着变吗?这都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关注了这些方面,才真的关注了30年来切切实实的变化。

　　再比如我选的1984年这张照片,内容是西安文庙前的千年古槐岌岌可危。文庙在西安本来就是一个象征古文化的 有名地点,它前面这条街的名字就叫做古文化一条街。这里曾经是明代很有名的办学地点,附近又有汉代董仲舒的墓地,因此 这可以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文庙前的古槐快要腐朽了,好像是说传统文化太古老了,正是文艺需要启蒙、百废待 兴的局面。

　　走上摄影道路

　　摄影并不是我从小立志要做的事,可我却做了大半生。从我的家境和当时总体环境来说,我都不可能走向摄影之路。 因此,拿起相机纯属偶然,我抓住这个机遇,并坚持了40年。

　　我1949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上小学6年级时我突然喜欢画画,曾偷父亲的钱在古旧书店买旧的芥子园画谱自 学临摹。我本来是喜欢运动的,踢球、练武、打乒乓。谁知,整天挨饿,吃不饱肚子,就放弃了体育爱好。画画可整日坐在家 ,不活动,饿得就慢。那时家里很穷,根本买不起宣纸,我就用母亲工厂发的卫生纸(那种纸吸水)练画。

　　经过三年的饥饿,1962年的一天,突然从新闻联播中传来“中国在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消息时,我自豪 地哭了。

　　初中毕业后,我被美院附中录取,在那里接受了艺术的熏陶,观念的转变。尤其后来学会照相后,我把眼光从古老的 传统艺术领地拉回到自己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来,通过摄影观察和记录身边的人事,重新培养自己的艺术情趣乃至艺术理念。这 一切对我后来从事专业摄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美院附中,我一直坚持阅读与写作古典诗词,常借阅唐诗宋词以及《三家村夜话》、《艺海拾贝》一类后来被列为 “有毒”的书籍。结果“文革”一开始,我就被划成右派学生。

　　为生存,也为前途,我放弃了自学四五年的中国画,带着一种仇恨加入了“造反”的行列,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质 问“走资派”:一个16岁工人出身的少年,怎么就是右派?!我也造反了,也组织成立了红卫兵。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 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右派,是热爱毛主席的。

　　终止我血气上升与“革命”行为的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大约1968年的8月,我看到一篇伟人与其侄子的谈话。他 对侄子说:“你要少关心政治,多学些自然科学。”而我却牢牢记着毛主席对广大中国青年说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此我开始逍遥派的生活,每天三顿饭,一场篮球,一顿午睡,其他时间学画拍照片。我拍同学的合影,拍同学植树 除草,拍师生上街游行,拍人们演讲辩论。我还把相机拿回家拍父母包饺子,妹妹跳皮筋,奶奶晒被褥等,见啥拍啥,全凭直 觉。现在看来,当年我放弃学习中国画,放弃的是一种脱离生活、厚古薄今的观念。而照相机培养我的是另一种影像趣味:自 然主义地记录所见的生活表象。

　　1969年底,四年的附中学制结束了,若按正常惯例,我们应该在9月升到大学部继续学习绘画专业。可最高指示 说“文科不办了,社会是课堂”。我沾了出身好的光,被分配到解放军某部做宣传报道,从此正式走上新闻摄影的道路。

　　润物细无声的摄影理念

　　刚开始做宣传报道时,为了进步,为了生存,我拍了很多配合当时的形势和政治理念的片子,也学会导演摆布、捏造 事实。

　　真正的觉醒是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于我而言,一个是人生的觉醒,一个是摄影理念的觉醒。人生的觉醒指 的是,在人群中我意识到那时候的感情发泄不止是对四人帮、对“文革”,也是对当时极左路线的不满,是对那些年来中国的 发展不满。虽然那时候不敢说,但人们实际上要呼唤的就是思想解放,要的是对人本真的东西的观照。

　　摄影方面,我在现场的感受和看到其他同行们的拍摄过程,突然萌发要以真实为主,抓拍为主的想法。在那个时候谁 能去调度去摆拍?最好的就是去拍那些动人的细节,比如人们戴的小白花,悲痛哭泣的表情。革命时期的摄影是没有这些的, 那时候拍的表情只有两种,不是笑容就是愤怒。

　　这之后我主动选择去媒体工作,希望能诚实地用相机记录自己意识到的生活现象。

　　我与黄土地上的乡党们一起逛庙会、睡热炕、度年关;与麦客们扒火车、走长途、赶麦场;与民工们下工地、钻矿井 、住窝棚;无论春播,还是秋收,我都像一个农民,奔波在山野村头。我看到异乡人不辞劳苦奔波他乡用汗水换取微薄报酬以 养家糊口;为生存,在最不宜人的地方,打数十米深井以取苦涩的地下水;结婚时披着被面拜天地,显示传宗接代的信心……

　　我要关注的是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环境,我希望能拍摄到平凡生活中非常态的东西。也就是作品看起来平淡,没 有视觉冲击力,但它有“润物细无声”的功用。

　　当然,真正的拍摄过程还是流水账一样单调。你必须在持久的乏味和枯燥中坚持找寻,才能在巨大的付出后有所收获 。我觉得我就是因为心里总有一种期盼,认为总会有新的东西出来,才有动力拍了一辈子。-

　　注:此文部分文字来自陈小波访谈《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