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2008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

　　本刊记者 何三畏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周年，这意味着当代青年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出生或者在这期间进入社会的。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一代”。

　　这个时代经常令人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下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的时代；这是理性的时代，这是疑惑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迷茫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我们面前拥有一切，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将由此升入天堂，我们将由此坠入地狱。

　　这是历史的道路，也是青年的命运。

　　如果我们尊崇习惯和国际惯例，把青年大致定义在45岁以下的年龄段，而不仅是“五·四”放假的对象，则意味着青年在数量上占据了半壁江山。这其实是生理意义上的两代人。当目前已经在年龄上“顶格”的青年们在1980年代中期接受启蒙洗礼的时候，八零后还在襁褓之中;当他们开始渐次进入社会主流的时候，另一些“弟妹级”的青年，还在从中学到大学的路上奔走。

　　在这风云激荡的三十年，从社会思潮到价值观念，从经济状况到生活方式，无不日新月异，瞬息万变。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人们每每惊叹于每十年就从青年之间切出一道“代沟”来，人们可以在多重意义上分辨出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的成色。

　　今天的大哥级的青年们，少年时代曾经陷落在文革之中。比他们稍长的青春即属于文革，无论是否“无悔”，那都是另外一种激荡。而在今天被我们称为青年的大哥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资格”表态。他们刚刚读完语录本、万岁书，就栽进分数为王的高考大军。他们的青春期赶上了198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思想舆论相对繁荣的时期，一个好学的青年，无论在大学还是在社会，都可以接触到刚刚复苏的人文意识，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怀念的“启蒙时期”。

　　那个年代的青春同样忧国忧民，但和今天所忧的内容和方式恰成鲜明的对照。那时，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一起忧虑落后的祖国的“球籍问题”，全国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发达国家。而在今天的青年弟妹们身上，落后的忧虑正在变成“我们发达了西方为什么要心怀叵测”的质疑和愤懑。

　　七零后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虽然课本的意识形态依然陈旧，但整个社会正在变得开放。当他们在1990年代进入大学的时候，学校的氛围可能跟1980年代已经不太一样。但是，这一代人在走出大学以后，跟他们的弟妹们，即八零后九零后一起，发现了另一个世界——互联网。然后，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工具，开始像罂粟花一样在青年的世界蔓延。互联网侵蚀了意识形态国家化。许多被上一辈讳莫如深的东西，他们无师自通地获取了，当然，也可能是无可奈何地迷失了。

　　在这一代青年的三十年成长期，经济发展都是最硬的，有时是可以压倒一切的硬道理。结果，经济真的在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获得迅速发展。当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宣布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的时候，实际上等于是呼应了两个月后的互联网上的小企鹅迅速换成小红心。如果说上世纪末的“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们更多的是热血的挥洒，那么，今天这一代青年更有了在国际上“说不”的信心。当前，这些青年是传递奥运红心和声讨“敌对势力”以及“卖国贼”的主力军。

　　这是改革的时代，我们可以列举出理论或实践的改革和探索者，但是，至少在实践的青年改革家里，我们没有看到远飞高举。而遵照严格的组织规定，四十出头的省部级官员只能是凤毛麟角。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不知道有谁深刻地表现了这个时代。当然，至少在经济界，掌握着巨额财富和管理着庞大公司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并不鲜见，其中特别突出的一点，青年是中国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主导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并非没有局限。也许，这个时代的所有的指标，都在适应改革中的某一块短板。青年能走多远，并不是青年自己能决定的事。可是，无论如何，在社会代际之间的接力关系中，总有一些人会最先接过上一代接力棒，更早地“建功”或“立言”，成为各方面的排头兵。我们称他们为“青年领袖”。

　　我们已经从改革开放的角度去纪念最近三十年的历史，同样，我们也可以记录在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中的青年的历程。而青年总是承载着时代的光荣和梦想、痛苦和希望。青年的脚步总是给这个时代刻下重要的印迹。

　　因此，我们有理由年复一年为这些佼佼者们制作榜单……

　　姚洋 追求平等的经济学家

　　很多人觉得我也是个新左派，但是遇到真正的新左派，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

　　姚洋，1964年生于西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经济学季刊》主编。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1989年获北京大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制度变迁 图/姜晓明

　　本刊记者 刘欣然 发自北京

　　“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

　　留美的经济学博士姚洋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中间偏左”，这一点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追寻姚洋的思想来源，也许有四个关键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拿到博士学位的威斯康星大学、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以及返国后的中国农业问题的本土研究，尤其是后者，更让姚洋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1986年北大地理系本科毕业，随后转行攻读管理学硕士，1987年林毅夫刚刚回国，“想找一些学生帮他做事情”，“就这样完全转学经济了”，然后1991年去了美国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

　　威斯康星大学有着鲜明的左派传统，在1960年代是美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之一——东有哈佛，西有伯克利，中间就是威斯康星。这种传统在约翰·康芒斯(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学者的他居然直接参与工人运动，给工人领袖们当顾问，出谋划策。

　　“记得我的导师给我们上第一堂课，讲马克思主义。我特别吃惊，我们在国内都开始转学西方经济学了，怎么还跑到这里来学这个？”

　　“尤其是在我那个农经系，强调平等，强调市场的不完美，市场里也有负面东西。我导师的那门课《微观经济学》，讲了很多信息不对称、市场缺陷、市场失灵等等。”

　　威斯康星的教育给了姚洋潜移默化的影响。回国后做农村研究，姚洋发现，“很多东西跟课本对不上”。这促使姚洋开始思考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比如土地。

　　前几年，有关土地该不该私有化、土地该不该自由流转，是农业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姚洋谨慎地认为：“西方经济学当然认为私有制是好的，可中国的土地问题很复杂，我不赞成土地完全私有化。”

　　“土地是穷人获得最基本生存的基础。有些人说在中国土地兼并不可能存在，这些人说话有点不顾事实。费孝通先生写的1920、30年代中国状况，以及当代小说《白鹿原》，都说明农民在生活最困难时会卖出土地，然后基本上就不可能再赎回来。”

　　“我们国家农民之所以能迅速脱贫，跟土地承包制很有关系。给农民一些口粮田是必要的，让他们能活下来，对中国的稳定很重要。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南沿海很多工厂倒闭，几百万打工农民悄没声息地就回家了。而印尼就很多人上街游行，爆发了骚乱。所以除非给农村建立起完善的保障制度——但这个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否则土地还是农民活命的工具。”

　　姚洋思想的明确转变，是给《读书》写了一篇关于阿玛蒂亚·森的文章。1998年，这位印度裔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时国内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姚洋花了一个月时间查找资料文献，不仅加深了对森的理解，也逐渐明晰了自己的思想。

　　十年沉潜，2005年，姚洋写了长文《当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称自己的理论是“平等的自由主义”——仍然是自由主义者，但强调国家应该为个人能力的全面发挥创造环境，“给每个人向上爬的动力”。

　　自由主义有三个基本理念：个人主义、平等、普世原则，但姚洋认为，自由主义内部也有矛盾，“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自由，一般说，不受别人强迫就是自由。但是我们要问一下，这种道德观符合不符合我们的直觉？一个非洲奄奄一息的饥民真和比尔·盖茨一样自由吗？自由肯定包含一些‘你能做什么’这样隐含的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自由的社会必须要有最起码的平等。如果没有平等，就谈不上自由。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者说右派们，片面强调了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由，忽略了平等问题。最后我们必须要问：谁最自由？秦晖总说，我们只要起点平等、有一个干净的起点就行了。问题是哪有一个干净的起点？更不用说什么是干净的起点了。”

　　“我们要关注老百姓实现个人自由的能力，教育、健康、基本的医疗等等。说白了，我们要建设一个能让老百姓自我造就的社会，让每个人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能力。社会应该创造这种环境。”

　　“我是中左，跟左派的观点还是不一样。左派可能会说，国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所有制，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还要很大的决策。我的想法是，国家只要创造这种环境，让每个人能够去打拼，有向上的动力就行了。我和左派和新左派还是有区别。很多人觉得我也是个新左派，但是遇到真正的新左派，我觉得我还是太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