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城绵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四川绵阳报道

　　在逃离县城之前,杨正军专门来到妻子上班的县交通局,站在办公楼的废墟前,让别人为自己拍了一张“合影”,“我的妻子,就在那里面”

　　大地突然又猛烈地震了一下,正在接受《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的刘初国一脸惊恐。似乎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害怕,刘初国宽慰记者说,“没事,没事,这是余震,一天好多次。”

　　54岁的刘初国是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擂鼓镇龙头村四组的村民,地震发生时,他正在茶园里摘茶叶,“茶树都跳起来了,山上的石头哗哗地往下滚,我吓得抱着树不敢动。”

　　待稍稍稳定下来,人们开始往较为平坦的地方跑。在慌乱的人群中,刘初国始终没有发现妻子的身影。“直到晚上8点多,才有人告诉我,我的老婆被一块石头击中头部,当场身亡。”刘初国说。

　　5月13日下午,刘初国等灾民被转移安置到了绵阳市九洲体育馆。第二天下午,刘初国在德阳市上技校的儿子赶到体育馆,见到父亲,儿子第一句话就问,“我妈妈呢?”刘初国一脸沉默。

　　“妈妈,妈妈!”17岁的儿子一瞬间明白了一切,在体育馆的走廊上撕心裂肺地大喊。而在绵阳市安置灾民的各大场所里,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

　　“我的妻子,就在那里面”

　　北川县职业学校的教务主任杨国荣至今没有流泪:“不敢哭,我哭了,学生们怎么办?”

　　地震到来时,学校刚刚敲响午睡结束的铃声,一阵强烈的震动之后,学生宿舍楼塌了,一楼陷入了地下。

　　“那时我刚坐到床上,准备收拾东西上课,一下子被震到了地上。”该校电子电工专业一年级学生向凤说。住在四楼的向凤和同学们准备逃跑时,才发现楼梯已经塌了,而那些跑得快的学生全被压在了水泥楼梯底下。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自救,床单和被套结成绳子,400多名学生借此逃离。

　　杨国荣的爱人李成会在疏散学生时,腰部严重受伤,直到将学生们护送到九洲体育馆后,她才被担架抬着去了医院。

　　直到5月15日下午3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杨国荣还不知道父母以及兄弟姐妹的下落,“我现在不能离开这里,这里有几百名学生需要照顾。”

　　虽然说自己一直没有哭,但这时杨国荣的眼睛红了起来。

　　抢救出来的学生们被统一安置在体育馆的室内大厅里,在这群小孩子的眼里,灾难似乎已经过去,在老师以及志愿者的照顾下,他们大多已经开始恢复了往日的笑容和顽皮。

　　“这些活下来的孩子是幸运的,但有的父母已经不在了,真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告诉他们。”杨国荣痛心地说。

　　据北川县职业学校办公室主任杨正军介绍,该校总共714名学生,目前下落不明的有90人,另外还有12名老师下落不明。

　　“有一位老师是从贵州来支教的,还有一位老师是去年才从四川理工学院招来的,两个人工作都很认真,可现在都找不到。”杨正军说。

　　其实从灾区逃难出来的人心里都很清楚,下落不明意味着什么。

　　“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杨正军依然心有余悸地说。杨正军的家门口是北川中学新校区,每天出门的时候,杨正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位于山坡上的学校,地震过后,泥石流将整个学校掩埋,“连操场都埋没了,只有旗杆还在,上面的红旗还在飘。”

　　杨正军的妻子在县交通局工作,目前也是下落不明。“当时在县城里上班的,基本上都没有跑出来。”杨正军用这种委婉的方式表示出自己对妻子下落的判断。

　　在逃离县城之前,杨正军专门来到妻子上班的县交通局,站在办公楼的废墟前,让别人为自己拍了一张“合影”,“我的妻子,就在那里面”。

　　“孩子去了学校,再也没有音讯了”

　　北川县职业学校的学生在逃离县城时,顺手抱出了一名三岁的孩子。孩子是躺在路边的一位老人交给他们的,老人说,孩子的母亲伤势非常严重,已经不能走动,将孩子托付给他。这位老人因为也受了伤,走起来很慢。老人又将孩子交给职业中学的学生们,说,“你们一定把孩子带出去,他还小,我已经老了,能不能走出去都无所谓了。”

　　孩子的脸上到处是小伤口,本刊记者试图和他说话,但孩子一言不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当问到他的名字时,他才小心翼翼地说,“李淇(音)。”

　　“孩子被吓着了,现在只认我们,别人想抱都不让。”职业学校的一名学生说。

　　有的孩子失去了父母,有的父母则失去了自己的骨肉。

　　来自北川县曲山镇的杨燕,儿子在曲山镇小学上学前班,几乎碰到每一个登记失散亲人的工作人员,杨燕都会上前去问:“有没有一个叫黄俊杰的男孩,六岁。”但每次,她都会失望而归。

　　“记者,你工作的时候,也帮我找一找孩子。”杨燕向记者恳求道,“我的孩子很听话,他说以后要考清华,我一定能找到他,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找到他。”

　　这位母亲至今后悔的是,当时她要冲去学校找孩子,但被人拦住了,“他们说,我还活着,我去了也只是送死。现在孩子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曲山镇小学三年级一班学生吴卓洋至今也下落不明。

　　孩子的奶奶张荣素告诉记者,地震当天中午,孩子回来吃饭时,问他的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他妈妈去给外公过生日了,我说明天回来,孩子就说,‘那我还有四块钱零花钱,吃早点也够了’。”

　　“孩子去了学校,再也没有音讯了。”张荣素哭着说。这位76岁的老人,在这次灾难中,一下子失去了三位亲人,吴卓洋是她的二儿子的孩子,而他的大儿子和儿媳也没有下落。

　　地震的时候,吴卓洋的母亲刚刚在娘家吃完父亲的寿席:“我们感觉地在动,刚跑到院子,就全被摔倒在地上。”

　　等地震稍稍平息,吴卓洋的母亲赶快往家里走,但路已经断了。“我娘家到曲山镇有几十公里路,山坡上不停有石头落下,还有泥石流,我是连走带爬。我心里什么都没想,只想赶快见到儿子,我都麻木了,我什么都不害怕。”

　　整整走了24小时后,吴卓洋的母亲回到了曲山镇,但是家已经找不到了。在听说家人已经被转移到九洲体育馆后,她又来到这里,可是儿子依然无影无踪。

　　“我找到了好多他们学校的学生,就是三年级一班的学生和老师一个都没找到。”吴卓洋的母亲几乎绝望了。

　　“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运的”

　　北川县林丰木业公司职工吴川真不知道是该哭还该笑,在地震发生前几天,他刚刚做完胆囊息肉切除手术。

　　“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倒霉,得了这个病,做手术花了不少钱。”吴川说。

　　因为刚做完手术,吴川在家休息,地震来的时候,住在一楼的吴川和家人迅速地跑了出来。而他的那些正在上班的同事,大部分都没了音讯。

　　为了抢救被困的群众,吴川刚刚做过手术的伤口又开始巨痛。但身体上的伤痛,对吴川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精神上的剌激,一般人根本就受不了。那么多人被压在倒塌的楼房下面,到处都是喊救命的声音,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北川县农业局职工杨世平是因为上班迟到而躲过了一劫。就在他骑着自行车着急地闯红灯时,地震发生了。杨世平转身投入了抢救工作。

　　同样感到幸运的,还有住在绵阳市高新区的袁家勤。2001年,本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他下岗,后来以1.5万元的价格买断11年的工龄。随后,袁家勤到绵阳市高新区一家私营企业打工,每月有700多元的工资。

　　2002年,袁家勤将所有积蓄拿出来,在高新区一个小区的六楼买了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厅。虽然对于一家五口人来说显得有些狭小,但毕竟这是自己的家。

　　地震之后,袁家勤家的房子成了危房。“奋斗了半辈子换来的东西突然一下子就没有了,一时真不知道怎么是好。”袁家勤有些沮丧地说。在绵阳,这个国有企业集中的川北工业重镇,类似袁家勤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在绵阳市道路的两侧,到处搭建着塑料的防震棚。绵阳市区几乎所有的居民,均倾巢而出。

　　《绵阳日报》自从地震第二天以来,报头由原来的红色换成了黑色。绵阳街头,到处都是警用车辆和急救车警报器的声音。

　　“我希望能尽快回家去住。”住在防震棚里的袁家勤说。另一个让他恼火的是,因为地震,工厂停工,“像我们这样的私营企业,不上班就没有钱。”

　　虽然经济拮据,但36岁的袁家勤对自己原有的生活还是非常满意的。“绵阳是个好地方,城市绿化建设都很好,非常干净,平时地上连个烟头也找不到,傍晚的时候,大家都去广场上跳舞,日子过得很安逸。”

　　对于将来怎么办,袁家勤自己也不知道,“我想政府肯定会管的,现在先救命要紧呀!”

　　地震对袁家勤的改变,除过经济上严重受损之外,还有思想上的,“相比那些在灾难中死去的人来说,我们还活着,我们是幸运的。”

　　被救的人里面,或许就有我们的亲人

　　15日上午10时许,九洲体育馆的广播通知称,北川县将在灾民中招募220名志愿者回到灾区,除了救助自己的亲人邻居外,还要为救援人员做向导。

　　广播通知后短短十几分钟,220名志愿者就招募齐全。

　　重庆美术学院的北川籍学生向国华是其中之一。在这次灾难中,他的爷爷当场死亡,父亲至今下落不明。除了想回去找自己的父亲,向国华还带了一台照像机,他要把现场的情况拍下来,带给他的同学。“我和同学们要把现场的情况画成画,然后义卖,捐献给灾区重建。”

　　对于24岁的儿子参加志愿者,向国华的母亲显得非常骄傲,“我们活着的人,必须团结起来,万众一心,用最大的能力抢救每一个生命,被救的人里面,或许就有我们的亲人。”

　　“就像温总理说的那样,只要有一线生还的机会,就要用百倍努力。”向国华的母亲说。5月14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到北川县视察灾情及指挥救灾工作,这件事情给安置在绵阳市体育馆里的上万名北川县灾民带来了很大的鼓舞。

　　这位母亲一直目送着儿子—— 这个家庭的最后一个男人乘车离开体育馆,前往北川灾区。

　　地震发生后,因为铁路中断,而航空运力有限,从西安经汉中到灾区的公路成为运送救援物资的主干道。《望东方周刊》记者由此前往灾区时,路上随处可见运送救灾人员的大客车和运送重型机械以及其他救灾物资的大型货运车辆。

　　在绵阳市体育馆门口,自发前来为灾民们送救灾物资的车辆排成长队,有企业,也有普通的市民,有的市民甚至送来整篮的煮鸡蛋或者红薯。

　　“我们在这里吃穿都没有问题,还是尽可能把食物省下来,送给仍然被困在现场的灾民吧。”76岁的张荣素说。

　　“人已经不在了,也哭不活,活着的人,还是要活下去。房子倒了可以重建,但命只有一次。”她说。

　　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到处都是戴着帽子或者胳膊上缠着红绳子的志愿者。每有灾民为失去亲人而痛哭时,他们会及时上去,为他们擦干眼泪。

　　杨正军也觉得,能活着就是最幸运的事情。这位既是灾民又要照顾400多名学生的老师已不愿再流泪。“这里,到处都是悲伤,而在这非常时期，我们,更要有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