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传媒教育

　　赈灾评论之四：这是一次传媒教育

　　导语：汶川地震的信息传播将载入中国乃至世界传媒史。它告诉我们传媒本来是什么，应该干什么。

　　文/胡赳赳 潘滨

　　“灾难与传播”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课题，美国学者在对“911”之后的媒体行为进行过研究，发现将当事者重新“暴露在现场”，“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电视台考虑得不够” 。中国的灾难报道应答体系还很不成熟，短短几十年的传媒传统，以及传媒所面对的环境，都不利于其产生规模化的、有效率的报道。

　　汶川大地震后，各家媒体几乎都派出一线记者采访。传达信息，透明灾情，现场报道，这是媒体应有之义，更是记者的天职，但如何做到采访有利、有序，却是全体新闻人的大考。没有人统计究竟有多少记者出现在灾区，也不会有人知道这样的大灾到底需要多少记者性价比才会最高。记者在灾区采集并传播信息的同时，势必会消耗紧缺的物资，占用救援资源和通道，甚至酿成新的人祸。在亲历式报道、介入式报道成为一种主流报道形式后，报道将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不断影响着事件的进程，从而使报道本身变为事件不可或缺的一个参与部分。传媒的客观与主观分野被打破，人性与人的主体性变成了一种新的参考标准，要新闻还是要结果，成为媒体良知的新标杆。

　　或许电视机前的观众确实需要第一视角的现场报道，它能让人真切地看到灾难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从传媒角度来讲，觉得采访比救人要紧的电视女记者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场，找到核心信息源，并请其开口，虽然对方只是哼哼了一下。不幸的是，受难的核心信息源在最后将要被挖出时，去世了。电视记者在传递悲情、追求画面感人的同时，露出了残酷冰冷而狰狞的一面。

　　对媒体而言，具有突发、灾难、负面、重要、轰动性质的信息才最具新闻价值，对救灾者而言，灾难来临时能拯救生命，减少损失才最有价值。媒体寻求的是常态生活的断裂和异化；而减灾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尽可能维持和延续人类的正常状态。

　　在灾难面前，媒体报道与救灾形成一对无法割裂的矛盾体。大灾突袭，既不能完全隔离媒体，也不能让它靠得太近，这其实是横在救灾者与报道者面前的双料难题。

　　5月14日上午，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食品科学系大二学生张琪在收音机旁，听到了救援部队在汶川找不到空降地点的消息，这位来自灾区的女孩知道，好朋友左婷家后山上有一块俗称“大平头”的空地，非常适合空降。她火速跑到网吧，写下了《希望大家顶起来！》的帖子，一瞬间，帖子在互联网世界广泛传播。在都江堰采访的《新闻晨报》记者看到消息，迅速把它传达到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指挥中心打电话找到了张琪， 了解了“大平头”的地形。15日中午，根据帖子信息成功空降，并将大量食品、药品等救灾物资送入汶川。

　　信息不但可以消除恐慌，更可集合群智群力，为救灾带来良好的推动作用。在这次行动中，信息传播体现出了其作为生产力的一面，作为载体的传统媒体收音机、新媒体互联网、报社记者组成了三位一体的信息通道，快速有效地将“大平头”传递到救灾者面前，为减灾赢得先机。

　　在电视直播的竞争中，四川卫视作为灾难的主场电视台和首席播报员，在与央视、凤凰卫视等电视台的竞争中，一举拔得头筹。将镜头对准灾难发生的前沿地带，以其真实、快速、贴近赢来收视率。

　　而网络、博客等民间自发的报道热情，成为引领传统媒体报道的风向标，扮演着新闻线人和民间通讯社的角色。记者和志愿者在灾区有合二为一的迹象，手机、DV、录音笔都是记录的载体，个人视角、平民关怀、信息披露，是其一路作风。不拼专业技术，但求好看好读。包括一些记者也加入到博客报道的队伍，使得博客和网络报道成为有别于主流媒体的一种新的自由风格的报道模式。无人会怀疑，此次地震灾情信息传播中的传媒表现，将载入中国传媒史乃至世界传媒史。它是中国传媒厚积薄发的结果，从报道观念的转变到报道主体的选择，从传播力度到传播效应，都达到了传媒本来应该做到的水准。其中，“人”的回归既顺应了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近年来民生新闻和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的结果。

　　西方媒体所遵循的报道理念有三个层次：首要关心的是这个世界安全吗？其次是你的城市安全吗？最后是还有什么有趣的事？从他们对报纸版面的精心安排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递进关系。灾难报道是西方媒体的强项和“传统项目”，但在中国，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到灾难现场是最好的教科书，起步晚的中国传媒正经受着最好的新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