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强的生存

　　生 存

　　5月13日，震后第一天早上，学生们在操场上醒来，头天晚上大多数人没吃过饭，夜里又下起小雨，饥饿感一阵强似一阵地抓挠着每一个人的胃。

　　学生们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一年级的师弟看出他们的窘迫，主动拿来一些不知从哪找来的饼干。厥铭驰把饼干平均分配，每人分到两块。这是地震后的第一餐。

　　学校紧急启用了多年封闭的水井，这成为他们最大的财富，学校食堂储存的粮食也被统一保存，从13日下午开始，干粮以班为单位分发。

　　学校禁止学生进入任何建筑。忍受了一夜冷雨的学生们自己行动起来，以班为单位在操场上搭起棚子。

　　但搭建帐篷是项技术活儿，体育系二年级进展很不顺利，他们要搭一个容纳全班近40名学生的大棚子，难度颇高，始终立不起来的顶棚令他们气急败坏。在一根木桩该立在哪里的争论中，厥铭驰和郭鹏暴发争吵，随即扭打在一起。

　　有同学想去劝，但被班主任徐飞厉声喝止，“让他们打！”徐飞干脆在地上划了一个圈，“你们俩就在里面打，不准出来，打到分出胜负为止！”

　　厥铭驰和郭鹏，一个专攻跳高，一个练投掷，同学们就愣愣呆在一边看。两人打累了就坐着歇会儿，然后接着打。他们用拳头，用腿，用脚互相攻击，其实他们根本没在打架，他们似乎在把从头一天开始的惊恐、慌乱和怨恨拼命地发泄出去。

　　快到中午了，两个人都鼻青脸肿，他们太累了，郭鹏退开，从兜里掏出两根烟，扔了一根给厥铭驰，两个人点着，挨着坐下。

　　“赶紧把棚子搭好吧，”厥铭驰先开口，“待会儿还要找东西吃。”郭鹏没反对。

　　在山上的双河村，单独的家庭显然已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亲戚们，或者邻居，朋友，或者按工作单位，人们组织起来，成了临时大家庭。村支书陈忠先慷慨地把村里的树林提供给所有人，在树木之间搭帐篷更省力气。

　　杨福建找到了在建设银行当行长的叔叔余朝举，银行行长此时已成为“棚长”，他的员工们携家带口聚居一处，杨福建也加入了这个以他叔叔为大家长的集体。

　　在“建设银行”旁边，是菜市场三家人，王家和李家卖肉，而蒲家卖瓜子花生。他们的摊档挨在一起，如今住在一起。相当令人羡慕的是，王李两家找到了几块肉，现在就挂在棚子里。他们借用了“银行”的一些雨布，同时回赠了一块猪肉。

　　年轻力壮的杨福建找到村支书陈忠先，志愿负责山上的治安。“在县城看见过抢东西，山上绝对不能再发生了”，他从县城武装部找来一套军装，又借到了一根警棍，看上去很是威严。

　　无论是在阿坝师专，还是在双河村，吃饭是最大问题。陈忠先把村里刨出来的粮食集中管理，规定每天熬两顿稀粥。虽然粮食是村里的，但每个来找食物的人都可以分到小半碗，直到锅底被刮得干干净净。

　　各个临时家庭也陆续独自垒灶开伙，他们返回县城，冒险进入家中带回食物，由“大家庭”统一管理。女人们负责烧火做饭，男人们则到山顶水窖取水。

　　而这对阿坝师专的学生们难度更大，农村来的同学在生火烧饭方面更有经验，理所应当成为每个班级的炊事员。罗宏斌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生火奇快，他被体育系二年级的同学们赠以封号：火神。

　　厥铭驰则安排每天吃什么，班主任从家里扛来了一袋米两块肉，班里又把学生们的钱集中起来，到县城紧急粮食售卖点买回一些米面。13日下午，第一次管理做饭，厥铭驰过于节约，煮出的粥清得像水。14日，第二顿饭，厥铭驰大方了很多，他甚至想办法搞来一些莴笋，煮了一锅稠得多的稀饭。

　　平均分配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一顿晚饭，厥铭驰安排炒了一次腊肉，一锅盛到帐篷里，大家簇拥在一起，用手电光照着，不多的一些肉片隐匿在白菜中，谁也不好意思下第一筷子。“把电筒关了，”厥铭驰想了个办法，“黑着吃，谁夹到算谁的。”

　　在整个汶川，无论山上山下，生活仿佛一瞬间回归了原本，吃饭和喝水是每天最关键的内容。人们像千年前的老祖宗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一切的行为，都只为了一个主题：生存。

　　围 城

　　打电话此时已是奢求，从地震时起通讯就已中断，汶川和外界的通道又全部堵塞。人们听说周边的城市损毁更甚，又有消息说外界传言“汶川平了，全城只有两个人活着”。

　　此时的汶川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外界联系。如今，文明世界依靠光纤电缆连接，而汶川突然成为消失的一环。对外部世界，汶川仅仅存在于地图之上；而对汶川这更是灾难，整个世界突然消失了。

　　14日，震后第二天，上午7点半，成都军区司令部通讯参谋王凯率领一支十人应急通信分队机降汶川，在牛脑寨山顶，王凯通过卫星电话向军区汇报：“据目测，汶川县城三分之一房屋垮塌，急需救援。”

　　这是孤岛汶川在震后向外界发出的第一条信息。

　　14日下午，应急通信基站被紧急建立，但信号覆盖面和信道宽度有限，主要保障同期徒步进入汶川的抢险部队。县城里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通讯盲区。

　　但焦急的人们想出了各种与外界联系的方法。他们聚在山顶或河边，等待来自成都的直升机。一待飞机降落，便围住飞行员们，把写有自己名字和外界亲友电话号码的纸条递上。“打这个电话，就说我很安全”，这是被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成都军区陆航二团的飞行员们变成了飞行的信使。他们装载救援物资而来，再拉回伤员和一摞摞纸条。一天飞行结束，他们的“通讯”工作才刚刚开始。“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个电话。”第一个驾机航拍汶川的陆航二团副团长姜广伟回忆。但所有飞行员都很乐意干这个工作，电话那头往往传来喜极而泣的声音，这使这些平时骄傲的飞行精英也不禁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么有意义。

　　汶川人还惊喜地发现，连接岷江两岸的桥上偶有微弱的信号。在两边人行道上，总是挤着拿手机的人们，总有幸运者接通电话，南腔北调在这座不大的桥上此起彼伏。信号很弱，通话质量很差，打电话的人只能对着手机大喊。声音互相干扰也没关系，因为彼此的内容总是雷同：“我很平安，不要担心”，或者是“你们那边还好吧，平安吧？”

　　有人满心欢喜地离开，也有人垂头丧气反复尝试，但只要有人打完电话后抱头痛哭，周围人就会暂时默不作声。这大都是打往原本居住在映秀、水磨或漩口几个镇的亲友的，人们都明白，痛哭的人必定是有家人遇难。

　　这座连接岷江两岸的桥，如今连起了孤岛汶川与外界。

　　阿坝师专则是彻底的盲区，一两天过去，学生们的手机也差不多没电了。但他们同样有命运的馈赠。17日，震后第五天，一名军人来到师专采访，他是成都军区战旗报副主编谭美华，随应急通信分队同机抵达汶川，是第一个进入汶川县城的记者。

　　他随身带着一部特殊的手机，军用信道，随处畅通。在体育系的帐篷前，谭美华偶然接了一个电话，敏感的学生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与父母联系的最好机会。在厥铭驰的组织下，学生排起了长队，挨个用这部军线手机通话。队伍越排越长，谭美华开始规定，每个人两次拨号机会，拨通后限说30秒。

　　而很多学生都超过规定时间，一个女生接通电话后泣不成声，所有人都宽容地等着她；男生们普遍坚强得多，往往迅速报完平安，立即把电话转交给下一位同学。这个“一个人的电话局”第一次设立，就在阿坝师专“营业”了几乎一整个下午。

　　陪同谭美华一同前往的驾驶员梁忠飞想了个办法，他拿出小本子，把学生的姓名和要打的电话抄下来，“我们带回指挥部充上电打。”他向学生宣布。在他的面前，瞬间又排起了长队。

　　等候的学生围着外来者不停地提问，“成都有没有地震”，“甘肃呢”，“广元怎么样？”当然，年轻人还有年轻人的问题：“NBA季后赛打到什么阶段了”，或者是“奥运会还会开吧？”

　　时间足够漫长，记者干脆打开带去的笔记本电脑，这些习惯了网络、电影和音乐的年轻人，已经和他们所熟悉的现代世界脱离太久。

　　天色渐暗，而电脑里传出的歌声在周围一片寂静中格外悠扬。“Somewhereovertherainbow /Wayup high……SomedayI'llwishuponastar/And wake up where thecloudsarefarbehindme/Where troubles melt likelemondrops…… ”

　　学生们静静听着，这普通的歌曲现在宛如天籁。这些灾难中的孩子，此时与这曲调心意相通，就如同歌中所唱：“彩虹高处，倚星而期盼；梦醒云上，烦恼消融有如柠香”……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