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塑造的城市

　　在跟父亲通完电话之后，一贯坚强的厥铭驰也有些沉默。“我爸爸一直是个很酷的人，”这个成都双流县孩子说，“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话带哭音。”

　　令厥铭驰烦恼的事情越来越多，粮食日渐稀少，虽然学校开始每天供应稀粥，但如果不加餐，所有人还会觉得饥饿；通向外界的路仍没打通，学生们开始对离开汶川显得绝望；日子长了，操场上的棚户区里开始有了小摩擦，就在这天上午，一小袋米不翼而飞。

　　18日晚上风雨大作，操场上的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体育系的男生们拆东补西，一夜没睡，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情绪很消沉，在19日上午，雨停之后，横七竖八躺在岌岌可危的帐篷里休息。厥铭驰趴在被子上，用枕头盖住自己的头，“我恨对面的山，”他说，“我不想看见它。”这个刚刚20岁的小伙子，肩上已承担了过多责任。

　　下午，这一天体育系二年级第一次生火做饭。粮食不多了，他们把一些面块加到稀粥里，看上去更像一顿饭。周围有其他班的“炊事员”在炒菜，不知从哪搞到了腊肉。有人忍不住凑过去多看了两眼，厥铭驰有些生气地命令，“把头转过来，不准看！”这一刻，他才又重新恢复了坚定的意志。

　　而音乐舞蹈系的孙立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舞蹈，练功房毁了，他会在草坪上压腿，会在走路时突然来个弧线优美的旋转。“8月份我肯定还是要去北京。”他说，尽管他坚持不透露节目的内容，但他偶尔兴起，会表演一两个其中的动作。

　　在阿坝师专，和孙立一样仍然保持诗意的人并不少，在教学二楼前的树林里，乱糟糟的帐篷区前，来自马边彝族自治县的音乐系学生阿罗阿曲每天到这里盘腿坐下看书，他最近看的是一本研究西方音乐的专业读物，“我喜欢施特劳斯，”他说，“莫扎特也很好。”在他翻到的那一页，正是莫扎特那婉转而神圣的《安魂曲》。

　　在山上的双河村，年轻气盛的杨福建则大发脾气，他名为治安员，实则同时身兼警察、法官、卫生监督员和民事纠纷调解员。前些天他刚刚和村支书陈忠先给大家规划了一片大小便的地方，好不容易解决了卫生问题；今天又发现几棵樱桃树被人砍去了活枝。

　　“哪个砍活树当柴烧？！”这个水果商很是心疼，不禁大叫，“太不像话了，老子要弄他！”几个双河村的年轻人一同响应，果树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周围没人答应，这样的事情只能是城里人干的，但没人承认。很多人警惕地看着暴跳的杨福建，气氛逐渐紧张。

　　陈忠先赶紧跑来，喝止住杨福建，然后一路小跑到果树主人的帐篷，随即又返回，“我调查清楚了，是主人家自己剔的枝。”他边解释边跟周围的城里人使眼色，“不管别人的事，都回去！”

　　是不是主人家自己剔的枝，只有陈忠先自己清楚，但这个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老人，无疑在努力维系双河村聚居点里脆弱的和谐。

　　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水只能用来做饭洗菜，谁用来洗脸洗脚就要被罚停水。但陈忠先对偶尔碰到的违规情况往往视而不见，“人家是城里人，爱干净。”他解释说。村子里棚户之间偷窃一直不断，但治安员逮到的大多数人，都被陈忠先放了，那都是些偷食物的人。只是对趁机偷窃财物的人，村里毫不手软，痛打一顿。

　　在陈忠先一生中，这并不是第一次灾难。他记得前些年大泥石流冲进县城街道，也记得1980年代的洪水将整个县城淹没，还有1950年代末的大饥荒。当了大半辈子农民，陈忠先对灾难习以为常。汶川，这个高山河谷之间的城市，这个总是与水，旱，滑坡和泥石流相伴的命运多舛的城市，但这里的人依然在险峻的高山上开出一片片整齐的梯田，在漫天风沙中种植出甜美的樱桃，也在河滩边年复一年地经营，建立起阿坝州最繁华的县城。

　　19日，地震后第七天，汶川亮起了部分街灯；县城里开通了几个充电点，人们排着长队给手机充电；在救灾指挥部门前电视转播车前，总是围拢了一大群人，他们准时前来收看新闻节目；在阿坝师专，爱美的女生们终于忍不住省出水来洗头，清晨阳光下，湿漉漉的头发垂成优美的弧线，她们终于在震后第一次显示出自己原本姣好的颜色。尽管道路仍然难通，尽管物资仍然紧缺，尽管周边高山上的村寨情况比县城可能更加恶劣，而这个顽强的城市已经在一点点恢复生气。

　　在5月19日14时28分，当汶川人群肃立汽笛齐鸣，在上海，中国最繁忙的大都市，整个城市暂时停止了运转，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杭州，人们在西湖边点燃了点点烛光，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成都，人群聚集在天府广场，高喊“汶川加油”，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那一刻，漫天的风沙回旋于河谷之间，这风沙是否迷湿了所有汶川人的眼，他们是否知道，此刻所有中国人都是汶川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曹筠武 发自四川 汶川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