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信任民间善举

　　善举并非不能怀疑。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怀疑是一种制度，是必须面对的游戏规则。

　　撰稿·汪 伟(特派记者)

　　高速路上，张弩开着越野车从安县驶向成都，距离目的地40公里处，远远望见对面的车道腾起一道浓黑的烟柱。他小心减速，将车子停靠在一辆运铝锭的大卡车后面。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公室的项目官员薛金铃和两个志愿者跟着张弩下了车，看见对面一辆拖运收割机的卡车正爆出烈焰和浓烟。他们随即发现就在前方不到100米，往成都方向的车道上也发生了惨烈的车祸。

　　下车之前，张弩看了表，已经是5月24日凌晨零点一刻了。他开着自己的车，跟着这家慈善机构，往返于成都市、双流县白家镇、安县秀水镇等地，连轴转了15个小时。成都平原上吹来夹着胶皮味的凉风，薛金铃惦记着几个小时之后将要召开的会议。他的同伴们望着同一地点两起事故的惨状，满脸疲惫不堪的神情。

　　这个时候，网上名人、牛博网老板罗永浩正陷于焦躁不安的情绪之中。他和韩寒等人10天前志愿来到四川，目的是把牛博网募到的善款变成物资，送到那些急需支援的灾民手上。在10天中，这批人经历了诸多困难，极度焦虑和疲劳。他们把善款的使用账目公布上网，一些网友开始质疑其中的细节，更使他们的情绪恶劣到了极点。有一条留言说：“矿泉水是什么牌子的矿泉水？多少毫升的？一件多少瓶？火腿肠一件多少根？食用油多少升？卫生巾什么牌子？等等请尽量写全，因为像我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疼、啥事不做指手画脚的傻X都看着你们呢！”第二天，罗永浩从包里掏出几瓶瓶装饮用水和一包卫生巾说，他会把商品包装上的一切信息照抄下来，发布在网站上，作为对质疑声的官方回答。

　　这看上去有点恶搞。罗永浩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部分质疑的厌恶之情。

　　救援难题

　　香港乐施会在地震当天就决定大力救援四川地震。10天之后，他们仍在不断试探和调整各种可能的救灾方案。这家总部位于香港的慈善机构，近年来因在云南、广西等地的扶贫项目而为大陆民众所知。大震消息传来，他们把目光投到四川，发现找不到合适的渠道，把物资送到灾民手中。

　　他们最早向当地的扶贫、民政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官方机构寻求帮助，希望借助这些渠道前往灾区。这些渠道是现成的，但都有种种缺陷。

　　5月23日晚上9点，在安县扶贫办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薛金铃押运10吨食用油抵达安县秀水镇。一小时之后，她对安县扶贫办主任、秀水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说，根据乐施会的原则和捐款人的意愿，物资不能仅送到乡镇，由政府平均调配到各村，而是希望选择几个情况最困难的村，有针对性地进行援助，把物资直接分发到灾民手上。

　　秀水镇的镇委书记董键面露难色。他向薛金铃解释说，此前来自政府、民间社团或者私人的救援物资，都是交到镇政府手上，由镇政府发放到各村，村里再发到各村民小组，最后村民小组长领到物资后分发给个人。

　　针对个人发放物资是不可能的，董键说，秀水镇是川西北第一大镇，人口6.8万，工作量太大。针对某一个村进行救济也是不可能的，这位书记抱怨说，秀水镇35个村，3个社区，一批物资来了，谁没有分到都不会服气。

　　“谁多了谁少了，谁贵了谁便宜了，都不行。”董键劝说薛金铃说，还是由镇上统一调配，“有利于平衡，有利于稳定。”薛金铃坚持意见，请他特别考虑比较边远的村庄，这位书记犹豫了一下，说，整个秀水镇受灾都很严重，受灾的程度都差不多，很难找出特别困难的村。而当薛金铃离开帐篷之后，这位书记才悄声说，平原地区受灾更加严重，但是肯定会攀比，无论如何不能点对点地援助。

　　薛金铃的同事陆文波要幸运一些。在四川省伊斯兰教协会的帮助下，20日，她押运一批牛奶运送到青川县，提供给当地的穆斯林灾民。根据村委会提供的花名册，这批牛奶迅速发送到灾民手里。陆文波听说青川县清溪乡有一些从外地来投靠亲友的灾民，就提出要将剩余的牛奶发给他们，令她吃惊的是，发放工作异乎寻常地高效有序。外来灾民选出一个负责人，提供了翔实的灾民人数等作为发放物资的依据。

　　薛金铃和陆文波时刻不忘提醒她们的合作者：乐施会的救援必须要符合捐助者的愿望，要把物资有针对性地送到灾民中最困难、最急需而不容易得到物资的人群手中；她们需要直接面对村民，才能了解他们的需求，同时监督物资发放的过程是否透明。

　　这种不厌其烦、一竿子到底的工作程序常常与现有的救灾渠道格格不入，但“决不经过第三者之手”往往又是很多慈善机构的救援宗旨。薛金铃对秀水镇党委书记董键说，如果秀水镇找不到可以让她直接进驻的村庄，那她就不会再去为这个镇争取物资。董键和安县扶贫办的工作人员交换意见后，建议薛金铃把大部分物资留给镇政府来调配，同时答应为她找一个村庄直接发放物资。这个折中意见被解释成“点面结合”。薛金铃最终没有拒绝这个方案，却不免感到沮丧。

　　这种折中是常常发生的。但在青川，陆文波发现，她能够从清真寺那里了解到当地翔实而准确的灾情信息，她意识到，自己找对了地方。

　　“救济要有明确的目的，但需要准确的信息支持，援助才能够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上。”陆文波说。

　　个人救援“混战”

　　罗永浩和他的朋友采取了更原始的办法。5月14日抵达成都后，他们开始根据媒体报道，自己开车去送物资。他们抱着和乐施会同样的初衷：面对面地为那些政府暂时无力照料的灾民提供帮助；也遭遇了和乐施会相同的难题：无法把物资直接送到需要的人手上，甚至连灾民需要什么也不知道。

　　媒体报道往往滞后。他们常常发现，当物资运抵媒体提及的灾区，政府救助也已到达，最困难的情形已经缓解。15日，他们的一支车队即将抵达灾情严重的汉旺镇时，发现交通已被管制，车队无法进入。而车队能够抵达的公路周边并不缺乏物资。这样尴尬的局面让热情澎湃的救援行动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多余。最初的几个晚上，一拨人不得不为哪里才有需要帮助的灾民而冥思苦想，焦虑万分的罗永浩将这种状态描述为一片“混战”。

　　所有的人都失去主张，他们只能尝试性地沿着陌生的乡间土路，漫无目的地寻找需要物资的灾民。最后他们抵达一处人员伤亡不多但房屋损毁严重的村落。由于大量人力正在各地的废墟中抢救生命，在震灾最初几天里，许多这样的村庄缺少食品、水和住处，却得不到充足的援助。罗永浩和他的朋友们发现，他们既无体能也无设备徒步挺进交通隔绝的废墟去救人，而牛博网友捐助的上百万元资金，也许对这些远离交通要道的灾民度过一段异常艰难的日子是至关重要的。

　　独立的机构和个人在找到它们能够发挥作用的救援渠道后，还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他们对“市-县-乡镇-村”这一套附属于行政结构的救济渠道和方式，抱持着审慎的距离，但当他们如自己设想的那样直接面对灾民时，许多物资发放的场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混乱。

　　罗永浩一行人在一个村发放一批四百多箱饼干，按照预先估计，每户可分得一箱饼干，但不断有人重复申领，尽管一再被其他村民点破，冒领者仍然锲而不舍，令志愿者为之感到气愤和沮丧。罗永浩看到有一个人兴高采烈地抱走了6箱饼干，而那些老老实实排队的村民却可能拿不到任何帮助，他明白自己陷入了另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所包含的道德风险，有可能抵消志愿援助活动的全部价值。在形容当时的场面时，罗永浩很克制地声明，尽管有一些“臭流氓”导致了混乱，但现场还没有到“哄抢”这一步。混乱场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教训，他接受了一位当地警察的建议，在此后的救援活动中，每次都把物资拉到村委会，然后通知村民小组长前来领取。

　　深入交通干线之外的地区终于让他们获得了必要的信息。当他们搞清楚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援助，他们的努力就不再显得多余，转而感受到灾难造成的损失竟然如此广泛而巨大。对散落在平原、丘陵和山区的无数村落来说，任何来自外界的帮助都是稀缺而宝贵的，无论援助来自政府、军队、民间团体还是个人。

　　救济也要竞争

　　地震发生当天，段德峰正在香港参加乐施会的会议。根据议程，12日下午3点15分，他将与香港总部的同事讨论气候变化对贫困的影响。地震的消息改变了会议议题。关于地震的信息很少，而段德峰和他的香港同事甚至不知道汶川在四川省内的具体位置，初步的判断完全取决于经验。会议决定提供1200万港币用于四川救灾。

　　12日下午，段德峰一直忙于联系北京的国务院扶贫办和民政部。而乐施会在香港的筹款部门也开始运转，将原定在17日为中国发展基金筹款的计划改成为震灾筹款，工作人员忙着修改海报，并在乐施会的网站上不断更新震灾消息，呼吁香港市民捐款。

　　下午4点，全球其他乐施会纷纷给香港乐施会打来电话，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这些乐施会机构在震后不久就将香港乐施会的募捐页面链接到了自己的网站上。

　　12日，香港乐施会昆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指令，前往四川进行灾害评估。随着灾情深入，13日成立了EMG(紧急情况管理团队)，决定此后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5点碰两次头，了解地震损失及筹款和赈灾的进度，安排救援事务。筹款部门开始购买各大报社的广告版面，刊登筹款广告。乐施会高层出现在电视上，号召香港市民募捐。

　　14日，乐施会的工作人员从不同方向进入四川。他们的网站访问量骤增，从每天数百次上升到每天3万多次。设在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募捐户头，也开始不断收到香港市民的捐助。

　　随着灾情不断传出，乐施会追加了1300万元的救援拨款，并且承诺所有震灾捐款都将用于灾区，而救灾成本将从其他基金列支。为了防止腐败，这家机构规定，50万元以上的物资采购，必须由审计、财务和项目负责人三方参与，至少要向三家不同的商户询价，而实际上，他们想要买的帐篷、大米、食用油甚至卫生巾，都已经变得很紧俏。在灾区的成员开始抱怨，复杂的采购流程赶不上救援的需要。

　　这种抱怨里包含焦虑。乐施会近期正承受着不小的压力。香港6家慈善机构2007年年报不久前公布，乐施会的行政成本占所接受的善款的比例为8%，筹款成本为11%，是6家机构中最高的。如果乐施会在震后无法及时深入灾区开展有效救援，将再次引起捐助人的疑虑。震灾发生之后，香港的六大慈善机构都在募捐上做足了文章，筹款竞争让乐施会的员工备感危机。

　　“智力判断”

　　这不是罗永浩第一次发起募捐。2008年春节，牛博网曾经为黑窑工家庭募捐。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承诺将在7天之内公布善款使用的财务信息。但这支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赈灾队伍，起初为目的地和车辆焦头烂额，没有一个人意识到统计票据的迫切性。承诺发布信息的日期到了，他们发现票据已经堆积如山。当他们最终把信息公布上网后，一些细心的网友指出若干细节问题，也有人要求志愿者公布更多的财务细节。回复工作让疲劳的志愿者渐渐失去耐心，更让他们感到委屈和窝火。

　　罗永浩清楚地知道亲力亲为的个人援助和专业慈善机构的不同。他认为后者成本高、效率低，但是财务和流程管理严格，牛博网的赈灾团队没有专业的财务监督，胜在所有成本由志愿者自己承担，效率高，但最终难免吃力不讨好，不得不面对各种怀疑。他素来雄辩，此刻以貌似无所谓而实则很受伤的语调说，今后如果再发动募捐，他会设计两种不同的捐款模式让人选择，一个是信任基金，后悔了可以退钱，但捐款人不许过问捐款使用的细节，以保证低成本和高效率；另一个是存疑基金，会请专业的财务和审计人员监督捐款使用的过程，以保证财务透明。

　　他愤愤不平地说，捐钱给牛博网是一种“智力判断”，因为“罗永浩、韩寒这帮人怎么可能蠢到去打一百来万捐款的主意……”转而又以愤世嫉俗的语调说，有人问他是否会把牛博网做成一个慈善机构，他就会想到自己志不在此，与其搞慈善不如去搞个企业，捐出几百万，既不需要耐心，又有满足感，“好处多得说不完”。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些都还是设想。每个晚上，受到怀疑而气愤的罗永浩情绪过于激动时，只能以摔东西宣泄愤怒。当他平静下来时，转而安慰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中途撂挑子。

　　如何信任善行

　　善举不是第一次受到怀疑。牛博网的募捐帖转贴到其他网站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场骗局；他们的募捐账号一度被冻结；但最终，罗永浩和他的朋友募到了200万元资金，救援活动照常成行。

　　善举并非不能怀疑。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怀疑是一种制度，是必须面对的游戏规则。

　　按计划，香港乐施会必须在5月23日将25吨食用油和20吨大米送到绵竹、青川和安县秀水镇三地。但直到22日晚上12点，乐施会的工作人员段德峰在电话中说，往安县去的物资23日可能不能成行，因为“还差两辆车，一直没有找到”。

　　震后10天左右，成都和周边县市的仓库里，堆放着全国各地运来的救灾物资，而采购人员仍然穿梭在超市、卖场、集贸市场采购物资。除了军队和政府动员的运输力量，成都和周边地区的物流业也投入了几乎全部的车辆和人手，夜以继日地转运，然而，车辆仍然短缺。慈善机构和自发组成的救灾团体，都在动员一切关系寻找车辆。

　　张弩是23日早上得知乐施会需要用车的。汶川地震后，这个外资企业西南片区的销售经理就在共青团四川省委、红十字会和自己所在的车友会QQ群里注册了志愿者信息。他开着自己的车，不止一次穿梭往来于成都和绵阳、绵竹等地之间，运送救灾物资、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23日早上8点半，他给乐施会打去电话，让负责联系车辆的工作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口碑最后帮了乐施会的大忙。在成都，他们幸运地得到了一位经营珠宝生意的志愿者舒女士的帮助。舒女士开着昂贵的雷克萨斯越野车，不仅连日帮助乐施会运送人员和物资，还打电话给她许多朋友，要求他们帮助解决紧缺的卡车。而她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对乐施会略有所知。

　　张弩曾在广州工作10余年，打电话给乐施会的时候，他回顾了一下对乐施会的简略的印象。他用“专业”和“财务透明”来形容他的印象。段德峰这样阐述乐施会的财务宗旨：我没法告诉说你捐的那100块钱买了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这100块钱所在的1万块、100万块钱买了什么，干了什么。如何信任一桩善举，如果大多数牛博网友捐款是一个“智力判断”，舒女士和张弩们的决定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