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被激将主动请缨进灾区

　　主持人：作为一个曾经的记者，我现在特别羡慕你们能够到现场，虽然经历很多生死危险。我问唐老师一些问题，对于您这种老战士在这次是不有一些新的感受？

　　唐师曾(BLOG)：他是走进去的，我就觉得我特耻辱。开始我认为地震会很快的。到了13号晚上，震动我的就是一句话，也许是流传的话，就是：“你们看着办。”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对我说的，尽管你养病在家，尽管你不是一线记者，你看着办，我就觉得我脸上发烧，就像有人打我一个大耳光子似的。我就给我主任发一个短信，就是说：“主任，如人民需要，老鸭随时待命。”过一会儿，大概十几分钟以后，开始我认为他不会给我来短信的，短信一响是个垃圾广告，我就恨主任了，觉得他看不起我，我也抑郁性的偏执思维，我一生气就把手机从窗户那里扔出去了，后来又响一声，我一看是主任，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利用你和军队的关系想办法进震中，用飞机。”

　　完了以后我就找我过去的那些朋友，那些朋友一起帮忙，然后我就进震中了，进震中的时候我也没带，我连笔记本电脑都没带，我所有的东西，除了傻瓜相机，一台简单的摄像机之外，我什么都没有，也没吃的也没喝的，就在里边乱逛的时候碰见侯大伟他们，我说我也没法发稿，就碰见他们几个新华社的，我老叫小孩儿，就是很小的人，缩在一个破窝棚里，我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认识我，说唐老鸭到了。我就进去，利用他们背的那个海事卫星电话，他们挑了几张帮我发出来。

　　主持人：您临走的时候为什么没带海事卫星电话？

　　唐师曾：我走的急，而且我是从北京去的，上飞机最初是很难很难的，上边是没有位置的，从北京到成都的飞机是断航的，好多人得飞到重庆，再坐车转到成都，由成都再上“黑鹰”或者“171”，每一个座位，就是极难极难的，我是由好多解放军的老前辈帮着忙才在上边争取了一个位置，我是这么进去的。进去如果碰不到这帮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稿子发回来了，后来到北京我看新华社的新闻页上有社长讲话的一个东西，说上边有张照片，是拍的侯大伟他们几个，署名是我拍的，我才知道。

　　主持人：我还是有一个感受，莎士比亚有一句话，你的墨汁里应该有足够的胆汁，但是这句话现在形容你们这样的记者我觉得太苍白了，我觉得真的是用生命换新闻。

　　唐师曾：后来新华社有100多个，130个新华社的，从新华社的各地云集震中，有他这样走进去的，有我这是“黑鹰”进去的，还有其他徒步进去的。

　　主持人：两位采访中有什么感受？

　　唐师曾：我有一张照片是我特受感动的，我进去以后也是胆战心惊，我发现是一个碎了的城市，落到地下之后“黑鹰”走了。刚进去之后到漩口镇，后边两个军旗，这两个人就是铁军师的两支王牌部队，他们也是徒步进去的，这个战士是铁军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能看出他的臂章，他没口罩，他只有一个单层的纱布围住鼻子，以后装备就进去了。

　　主持人：这是什么时候？

　　唐师曾：这是15号。里边还有一件事是到现在我觉得特别尊敬的，这孩子也是他们“敢死队”里的一个人，他身上穿着一个背心，左胸上写着新华社，他带了一个口琴进去，所有的媒体都好像很沉痛，首先我也很沉痛，他在那儿吹一个歌，我用我的摄像机把这段视频拍下来了，他很镇定的在那个废墟上吹口琴。我只管这个孩子叫“吹口琴的孩子”，我不知道叫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央新闻采编组，应该跟中央领导在一起，我想不到中央新闻一个孩子也能跟他们“敢死队”一起走进去，跟这些人一比我既没有他的勇敢，也没有他的乐观。

　　主持人：大伟，作为一个年轻记者面对这么多死人这种状态，你还能保持一个记者的理性吗？

　　侯大伟：实际上刚进去的时候是很难保证一个理性的感觉，因为在我们面前，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些灾难更多的是从好莱坞的大片上看到的，看到的一些战争场面，可能是像国外一些国家战乱的地区，但是现在突然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和我们一样肤色，一样文化习惯的同胞，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尤其是面对着咱们很多孩子的时候，然后看着很多父母在孩子遗体边上那种悲伤欲绝那样的表现的时候，我现在没孩子，但是我以后有孩子想到那样一种场面的时候，是很难保证你的那种情绪的。

　　主持人：你回来看过你当时写的那些东西吗？

　　侯大伟：看过。

　　主持人：你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感性的成分更多一些？

　　侯大伟：当时写的时候，可以说所有的感觉在自己感觉当中，曾经所有掌握的这种词藻，还有所有的语言都感到非常的苍白无力，当时写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就是用最简单的描述，就是看到了什么，我再告诉后方的编辑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具体怎么样来编排，发稿，他们再去做，当时我们在现场……

　　主持人：实际上您还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职业习惯，非常客观。

　　侯大伟：现在我再看我们灾区报道的这一路，实际上在我心里面始终抹不去的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悲壮，第二个，感动，第三个，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