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厂危机

　　-李子

　　即使是在工业社会，农业的基础作用仍不能被忽视，否则它必将影响工业的稳定

　　从1922年10月开始，在中国国内市场，纺织业的原材料——棉花开始涨价。到1924年6月，棉花价格上涨 了73%，从每担28.25两白银上涨到49两。棉花价格的上涨大幅增加了纱厂的生产成本。大部分纱厂从1923年起 就开始亏损。不堪重负之下，不少纱厂不得不减少产量。超过三分之一的生产能力被闲置。在上海，25%～30%的纱厂干 脆歇业。某些纱厂被外资企业吞并。一时间，危机笼罩着整个纺织业。这就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纱厂危机。

　　棉花涨价之谜

　　那么，棉花为什么会涨价呢？当时的舆论认为，这是棉花出口太多造成的，尤其是因为对日本出口棉花太多。舆论界 呼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限制棉花出口，以降低国内市场棉花的价格，确保中国纱厂的原料供应。

　　确实，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出口棉花都销往了日本。1923年，中国一共出口原棉97.4万担，其中有80.3万 担被日本人买走了。这样看起来，日本人的采购的确是棉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不过，如果换个角度看，结论恐怕又有所不同。 中国出口的原棉实际上只占当时全国原棉总产量的10%～13%，也就是说，不管日本人占了多高的出口比例，大部分棉花 还是留在了中国国内。

　　从日本人的角度看，当时日本从中国进口的棉花只占其总进口量的5%～10%，其他大部分棉花主要来自于美国和 印度。所以，在棉花上涨的原因里，日本人的因素固然存在，但并不是最主要的。至少应该客观地说，棉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但毕竟日本人在中国大量收购棉花，这是明明白白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事实。而且，日本的纺织企业往往采取集体行动 ，他们拥有较充裕的资金，在争抢原棉方面比中国企业更有优势。中国产业界对此自然非常紧张，认为日本人必定有将“吾国 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

　　于是，商人们开始向政府上书，要求禁止棉花出口。1922年底，经过华商纱厂的倡议，禁止原棉出口的禁运令得 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不过，这个禁令注定作用有限，因为被视为中国纱厂最大威胁的日本纱厂，许多都已经在中国开设有工 厂。他们采购原棉的行为并不会因为出口禁令而受到任何影响。

　　尽管出口禁令的作用有限，但它还是遭到了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这种对贸易的限制明显违反了许多中外之间的国际 条约。各国在北京的外交官们纷纷出动，和中国政府进行交涉。国际条约不能不遵守，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在第二年的5月 废除了禁运令。这样，实际上，棉花出口禁运令仅在1923年的春天发挥了作用。

　　其实，中国的纱厂主们心里也明白，禁运令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面临的危机。他们也只是把这个办法看作“暂时的补 救办法”。纱厂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农业，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工商业的需要。而这种工农业之间的 不平衡解决起来非常困难。

　　工农失衡

　　当时的中国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量不高，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制约大，除了农业人口自用以外，剩余不多。这 样一来，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农业能够提供给工业的基础产品就会出现不足。而当时快速发展的中国轻工业，比如纺织业，在 原料方面对农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原料以外，中国社会还需要通过出口农产品换取资金，购买外国的工业机器设备，提 高工业化的水平。结果就是，工业的发展始终受到农业收成前景的严格限制。

　　在工业化的早期，农业对工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这种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实际上，这基本上是所有工业 化国家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在工业化的这个阶段，农业的作用特别重要。因此，要想成功实现工业化，整个社会必须要 协调发展。工业是不可能在落后农业的基础上一枝独秀的。

　　1919年，农业取得了大丰收，这就为当年的工商业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过，从1921年开始，许多地方 先后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时，中国农业由于技术落后、产量低导致的弹性缺乏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由于首先要考虑吃饭问题，农民纷纷放弃了棉花等商业作物的种植，改种粮食等作物。棉花产量自然大幅下降。农民 当然要首先保证吃饱，然后才能考虑挣更多的钱。而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使1923年以后棉花价格大幅上涨，棉花种 植的不景气状况也没有改变。这一时期主要增长的是粮食产量。一直到1927年，棉花的种植面积都没有恢复到1919年 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依赖棉花生产的纺织业自然难逃一场危机。

　　中国农业的这种无弹性状况，被当时的一些批评家指责为源于中国农民的懒惰和无知。他们认为，中国农民不愿意接 受更现代化、更灵活的市场信号，不愿意主动融入到工业化体系中去，而只愿意固守传统的耕作方式，不寻求任何变革。这种 指责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中国农民在种植方面的保守态度实际上是他们面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存危机的正常反应。在当时的条 件下，这种反应是无可指责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怎样改变所谓农民的“懒惰和无知”，而是怎样降低中国农业从事工业原料生 产的危险，并尽可能优化农民面对市场时的处境。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普及。

　　当时的中国农业，由于技术的落后和承载人口的众多，很难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经营。分散的小块耕地必然首先要用 于满足耕作者所需粮食作物的生产。只有在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才会考虑生产那些可用于工业原料的商业作物。 而这种低弹性的农业生产结构不可能适应当时快速发展的中国工业。如果风调雨顺，这种矛盾还不突出，一旦发生大一些的自 然灾害，中国农业对工业的支持能力就会大幅度衰减。1923年前后的纱厂危机就是一个这样的例证。

　　那一场纱厂危机，后来逐渐随着农业产量的缓慢恢复而得到缓解，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实际上，因为这场危机，某些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随后的1925年就爆发了上海工人运动。这不能不说也是这场危机造成的诸多深远社会影响之一。

　　农业仍是支柱

　　在工业化的早期，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非常重要。那么，是不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农业就不那么重要了呢？近年 来国内市场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告诉人们，农业的作用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如果农业发展出现波动， 就会造成主要消费品价格的波动，进而影响劳动力的价格，并最终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和稳定。

　　因此，怎样确保农业的发展能够跟上整个社会发展的进度，这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 不好，一方面，工商业会因为农业的发展不稳定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力将使得社会的整体结构缺少一个重要的 稳定支柱。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业的落后主要因为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政治制度的不稳定。到了今天，农业技术已经有了 长足的进步，政治环境也早已实现持久稳定，可是，明显的事实是，农业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这不仅表现在农民收入水平不 高上，还表现在农业的生产效率整体不高，甚至非常低。

　　土地制度的僵化要为农业的落后负主要责任。20世纪20年代农民往往在小块耕地上耕种，结果造成农业的弹性极 低，人们辛苦一年，只能勉强吃上饭。而现在，由于土地制度的原因，中国农业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这种分散的小块耕地的 生产方式上。这种分散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的农业经营方式无法出现，只能仍然保持小农式的经营 方式。这种小农经营方式，想要跟上现代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完全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产量还是经营者收入，小农生产方式 都注定要被现代社会远远甩在后面。在这一点上，和当年一样，中国农业的真正发展同样需要一场社会层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