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故事：一个传统藏族家庭的60年变迁

　　发生在这个春天的拉萨暴力事件让西藏在短时间内又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在西藏近百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境遇着实不少。

　　我们一直关注西藏，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疼就是我们的疼，那个地方的怒就是我们的怒。西藏与我们，不可分离。

　　藏民族是离太阳最近的民族，诡秘绮丽，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她又显得遥远。

　　“我们对于西藏的理解，就像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理解。”学者廉湘民对西藏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误解有如此感慨。这样的误解，在藏学者看来，主要源于视角上的偏差。如何消解这种偏差，注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一次，我们又努力使自己离西藏更近，直至让自己像显微镜一样深入她最深层的肌体——我们尝试通过记录一个传统藏族家庭半个多世纪的变化，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观察西藏社会的视角。

　　一个开放的民族，不会拒斥现代化；西藏百年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现代化的故事。

　　这个生动的故事里，有艰辛，有奋斗，更不缺欢愉。

　　★ 本刊记者/杨时旸(文) 甄宏戈(摄影)

　　(发自西藏阿里)

　　阿里，被誉为“西藏的西藏”“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这个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严重高寒缺氧的地方与中国其他地域一样正在进行着自己的蜕变。

　　狮泉河，阿里地区首府所在地，常住人口一万多，有着这样规模的城市应该有的所有设施。人们上班上学，节奏缓慢，扎着鲜艳红色头巾的进城务工牧民，不时在街头走过，一切大致与内地城市无异。

　　而在两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阿里牧区，牧民们仍需直面严酷的自然环境，居住在祖辈留下的黑帐篷中，以放牧为生。

　　在这里，有九个兄弟姐妹成了牧区的传奇——因为命运和自身际遇，兄弟姐妹中有的已经成为知名学者、成功商人，或者政府高级干部，有的仍然留在牧区，继承家业，与牛羊为伴。

　　这个传统藏族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西藏社会直面现代化具体而微小的切片。

　　“红汉人来了”

　　195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阿里穷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两个简单的印记——“无法继续祖辈的生意”和“来了一群讲道理的红汉人。”

　　次仁加布，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2008年4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他时，他正要飞往奥地利参加一个关于藏学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1961年，次仁加布出生在阿里地区噶尔县左左乡朗久村，从记事起便跟着姐姐牧羊，曾经的生活与现在相比，恍若隔世。

　　父亲强巴，母亲拉姆次仁。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这对年轻的牧民夫妻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1994年，父亲因肝病去世；母亲在2006年也撒手人寰，享89岁高寿。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次仁的父亲一直给别人家里干活，放羊、搬家、找牛，“养活一家人”。有时，父亲强巴会对次仁的弟兄们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儿子们瞪大双眼。“家里的帐篷谁都可以随便出入，父亲回家发现有人来过，如果是朝圣的人，他会非常高兴。”次仁加布说。

　　1959年，发生西藏叛乱，达赖喇嘛出逃，部队进驻西藏。

　　因为路途遥远消息闭塞，远在西北疆的阿里地区反应并不像拉萨那样剧烈。当部队快来到阿里时，一个传言开始在草原上散播：“红汉人要来了！”

　　所谓“红汉人”是当地牧民对于红军和汉人的混合想象。想象在传播中变形，“牧民竟然听说‘红汉人’是要吃富人的肉”。后来人们又都知晓共产党是要“共富人的产”，于是拉萨叛乱后不久，阿里地区的富人几乎全部外逃印度。

　　“当时边境意识不强。”次仁加布说。原本有着50多户的乡村这时只剩下30多户。

　　富人走后，留在当地的穷人也有些害怕。祖辈很多都曾与印度有原始形态的盐粮和畜产品生意往来，因为有着几辈人的传承和固定的生意对象，有时一笔生意的钱款可以等到来年对方宽余的时候再付账。而1959年始，因为严格的边境概念，对父亲强巴来说，世世代代做生意的朋友永久失去了联系，曾经欠下的账再也无法返还。

　　在次仁加布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念叨的是，“哎哟，我那边(指印度)的朋友怎么样。我还不了别人啦，我吃了别人东西的啊。”

　　部队的帐篷就驻扎在牧区附近，因为传说中“红汉人坏得很”，没有女人敢靠近。有一次，父亲因为接活，到部队驻地附近去了一次。回到家就说，“那些人好得很，讲道理。”

　　195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阿里藏族穷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两个简单的印记——“无法继续祖辈的生意”和“来了一群讲道理的红汉人。”

　　阿里的“文革”岁月

　　“文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据次仁加布回忆，到目前为止，整个郎久只出过一个僧人，且已还俗。

　　“西藏叛乱”之后，1951年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实际被终止。后来，大量庙宇被关闭，传说西藏政权被废除，上层贵族的财产也被没收，西藏的政权重新建立。

　　发生在拉萨的这一切传导到遥远的阿里，又慢了几拍：

　　1966年之前，次仁加布家里的牛羊仍然归己所有，只是成立了互助组，“工作在一起干”。这是人民公社的前奏。在这之后，一些被称为“工作组”的干部出现在这片曾经人烟稀少的牧区。

　　“工作组”多是乡里或者县里来的汉族干部，也有从拉萨来的藏族干部，主要是陪同翻译。“工作组”组织牧民“提高思想觉悟”，干部们还出钱从富裕一些的牧民家里买来羊和牛分给那些没有牛羊的人家。

　　那时，次仁加布开始帮助家人放羊。他的大姐，18岁但没有上过学的多吉卓玛，其中一个身份是乡里7个共青团员之一，这时也因“各方面要求进步”，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这位年轻的会计不会算术，“记账只能用小石头”。

　　而大哥，在1965年，通过招工来到城里——这是这个藏族家庭第一个走出牧区的人。

　　1959年到文革发生前的那段日子，次仁加布每天早出晚归，放羊，或者向二姐学习藏语，“夏天在沙地上划，冬天在雪地上写，指头都是红红的”。

　　日子就在写字的指间偷偷流逝。直到有一天，一直供奉在帐篷最前面的一卷经书被父亲偷偷拿走，那是次仁的“自学材料”。祖传的“自学材料”被父亲藏到了嘛呢石堆，后来下落不明。

　　“那是一卷类似于佛教全集的经书，还包括地方历史和家族历史。”次仁加布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后来次仁加布才知道，“文革”来临了。

　　在当时的次仁看来，“文革”只意味着他的一个稍微富有的舅舅被批斗。“我就知道连小孩都可以踢他，可以骂他，心里很不舒服。”次仁加布说。

　　因为牧民居住大多分散，所以很少能组织起像内地一样的批斗大会。政治学习会议上时而会有批斗场面出现，次仁的姐姐回家时告诉家人，“舅舅的牙齿和头发都被打掉了。”

　　这个时候，大姐多吉卓玛带领牧民学习文件，告诉牧民“这么多年吃不饱穿不暖，是由于寺庙里的僧人和牧主的压迫造成的”。

　　“穷人们都懂这个道理。”2008年4月25日，已经六十岁的多吉卓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我自己也斗过牧主。年轻人和穷人都支持斗牧主。”

　　1969年，次仁加布世代居住的牧区更名为“红旗公社”，曾经属于自己的牛羊都化归集体所有。如果羊丢了，年底要扣工分。

　　次仁家分到了600多只羊，但是“没有肉吃，也不能杀”。这600只羊“放得好”，每人一天可以记10个工分，年底按照工分分配下一年的肉食、奶渣和酥油，生活上“凑凑合合能吃饱”。

　　不满十岁的次仁加布搞不清楚这一切的真实含义。他照旧过着自己的生活，放羊的时候仍旧偷偷拿着家里传下的经书坐在草场上看。其时，这些书已被视为批判革除的对象。

　　不让看，次仁就把经书藏在合法出版的藏历中。晚上回家前，把书随便藏在一个山洞里。即便如此，父母也常常大光其火：“你在那看书，狼来了，把羊吃掉了，队长要是责怪我们怎么办呢？”

　　父亲愤怒了就揍他，“你这个破书能解决你的吃饭问题吗？你现在不去做僧人，天天看这样的书？”

　　在世俗西藏社会，读经书的目的和最好的出路便是进寺庙做僧人，那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意味可以受到教育受人尊敬。

　　但是“文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据次仁加布回忆，到目前为止，整个郎久只出过一个僧人，且已还俗。“一方面因为文革的破坏，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的大潮，年轻人已经不再向往寺院。”次仁分析。

　　文革进行得最热火的时候，阿里像内地一样到处“破四旧”，“红卫兵”带头去砸拆寺庙。次仁家乡神圣的地方神也被拆毁，供奉的珠宝散落一地。

　　僧人被迫还俗参加日常劳动，像普通牧民一样放羊放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