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大寨”和命运转折

　　“学大寨”和命运转折

　　“我天天跟父亲闹，我不放羊了，我也要上学。”如今已经是阿里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旺扎说。但是父亲给他的回答，通常是几个耳光。

　　1975年，大姐多吉卓玛被吸收为公社干部。

　　经常和其他工作组成员一起骑着马下乡向牧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有细粮供应，但还是吃粑，“蔬菜基本没有”。为了让牧民们理解共产党的政策，多吉卓玛和牧民们一起劳动，在劳动中，多吉卓玛告诉牧民，“以前冻死饿死都没人管，现在赶上了形势”。

　　家里开始发生变化：大哥洛桑已经成为电工，大姐多吉卓玛忙于对群众搞“路线教育”，次仁加布也走出牧区开始上学——家乡需要会计和小学老师，次仁藏语基础好，公社推荐他到地区读小学。

　　这时的阿里，“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据三姐才旺卓玛回忆，即使青稞种得好也只够吃半年，但是“上面有政策，必须要种田”。次仁家要留出三个人放600只羊，其他人都要参与农田建设。

　　但在生产队长的坚持下，次仁还是进了乡上的小学。

　　两年多后，因成绩优秀，次仁被送到噶尔县中学，“学的其实是小学的东西，只是加了填写账目表格。”

　　因为次仁的离开，牧羊的任务就落到了8岁的弟弟旺扎身上。

　　“我天天跟父亲闹，我不放羊了，我也要上学。”如今已经是阿里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旺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但是父亲给他的回答，通常是几个耳光。

　　在葛尔县中学读了两年书，次仁加布又被送到了拉萨。按当时的规定，一共有四个学生可以继续深造，包括两个干部子女和两个牧民子女。因为“干部有门路”，所以两个干部子女被送到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次仁加布和另一个牧民的孩子被送到拉萨师范学院(即今天的西藏大学)。

　　这更像一个师范训练班。20多个同学中年纪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14岁，比次仁加布还要小两岁。

　　在去拉萨的路上，次仁看到了游行的队伍，人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四人帮”。在西藏师范学院，次仁第一次跟着藏族老师学习汉语拼音和简单的汉语句子，比如，“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1977年恢复高考，西藏师范学院建了一个附属中学，要求三十岁以上的学生结业回家，年龄小的放到附属中学，读一年预科，然后正式念三年初中。

　　在此之前，从上海、辽宁等六个省市选调的382名教师进入西藏援助当地教育事业。次仁加布所在的附中就有一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他教授大家汉语。

　　“他要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只能说汉语，要不就处罚。那个老师太好了，要不我们根本学不会。”次仁加布回忆说，“他每天就用茶水泡馒头，睡在办公室。”

　　1981年，次仁参加正式高考。当时的政策规定，藏文专业学生初中毕业就可以参加考试。中央民族大学当年向西藏地区招收26名学生。

　　那一年，次仁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走出牧区与回到拉萨

　　只有一个人感到有些伤感——在12岁的旺扎看来，“包产到户”将彻底掩埋自己走出牧区的梦想；而次仁加布忍受不了亲情割离。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萨。

　　就在次仁加布在拉萨读书准备考大学的前夕，他的故乡阿里，乡里的干部开始把曾经属于公社和集体的牛羊返还给牧民。

　　牧民们逐渐知道，这个新的政策叫做“包产到户”。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这些复杂政策变化后的背景，有老人嘟囔，“政策还不如一头牛的生命长，以前牛是公家的，这牛还没死又成自己的了。”

　　家里只有一个人感到有些伤感——曾经拼命想去上学的弟弟旺扎。1978年，旺扎12岁，在他看来，“包产到户”将彻底掩埋自己走出牧区的梦想。

　　9岁的时候，旺扎有第一个梦想，以后一定要吃上馒头穿上干净的中山装。“为了这个梦想，我可以说尝尽了酸甜苦辣。”旺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知道包产到户的时候我觉得完了，父母不会放我出去读书了。”

　　这一家重新分到了三百多只羊、八头牛和一匹马。家庭成员中，除了成为电工的大哥、当了地区干部的大姐，仍在牧区的二姐已经出嫁，旺扎的两个哥哥都在拉萨读书，旺扎仍旧放牧。

　　1978年夏天里的一个午后，旺扎在牧羊，一辆八座吉普车因为抛锚停在草场上。旺扎好奇，凑上前去。

　　车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用藏语问他，“小孩，想不想去上学？”旺扎说，“我做梦都想，求求你，你带我走吧。”

　　“你家住哪？”

　　“就在那个坡坡后面。”

　　“那去问问你的父母。”

　　“别问了，问了肯定不让我去了。”

　　“那你的羊怎么办？”

　　“可以让邻居晚上赶回去。”

　　“那行吗？”

　　“有啥不行。”

　　旺扎已经背着装了粑的干粮袋上了车。

　　后来旺扎知道，这个干部是专门来阿里牧区招生的。上面给噶尔县下达了硬性指标，整个阿里地区必须招收36名学生入学，因为“包产到户”，孩子都被家长留在家里放牧，干部只好用这样的方式“搜索”生员。

　　旺扎像做梦一样，当晚就到达了噶尔县中学。

　　在那里，旺扎开始了他迟到的知识启蒙。

　　一年之后，旺扎被转到阿里地区中学师范专业师训三班学习。第三个藏历年刚过，旺扎和班里的其他九名同学接到通知，要他们到当地邮电局报到，去拉萨学习发电报和译码。培训半年之后，旺扎成为邮局正式职工。

　　两年之后，旺扎觉得“没有意思，每天滴滴答答”。他一再打报告要求自费到内地深造，并与领导“约法三章”，如果拿到毕业证，邮电局必须接收自己，如果拿不到，一切后果自负。

　　终于来到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旺扎因为藏族身份，校方把学费从每年3000元减免到1200元。他每天下午仍需到当地一家宾馆门口卸煤车挣生活费，“卸一车20～30块，我一下午可以卸四五车。”旺扎说。

　　两年之后，旺扎拿到大专文凭，邮电局履行诺言，安排旺扎做办公室副主任兼文书。但是旺扎清楚，这已经是自己在国有单位的终点。

　　他决定“下海”。

　　与旺扎的叛逆相反，哥哥次仁加布要“循规蹈矩”得多——大学毕业后，次仁执意要回阿里。经老师劝说，他同意留京，在中国社科院读研三年。

　　暑假里，次仁加布回到家乡。

　　父母问，“有女朋友了吗？”

　　他点头，“有，有。”

　　1991年，次仁加布和一位藏族女孩结婚，他们是大学同学。父母兄姊对他说，“不回阿里，回拉萨也可以，朝圣时还可以见到。如果在北京，我们一辈子也见不到你了。”

　　次仁加布忍受不了亲情割离。

　　研究生毕业，应导师的要求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