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扎“下海”如今已是成功商人

　　旺扎“下海”

　　旺扎如今已经是成功的商人，他说如果不是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元气大伤，他“还想有点变化”。

　　1992年，内地经商大潮风起云涌。

　　虽然家人都安于现状，但旺扎“还是想改变一些什么”。

　　邮电局投资30万办了一个小企业，这个“通讯发展公司”5年赔掉了25万。旺扎提出要承包。利用剩余的5万元，一个七八十平米的门面房和一辆半旧的东风卡车作为启动资金，和邮电局签定协议，“承包三年，返还25万现金，每年上缴邮电局10万”。

　　“日用百货，什么挣钱我就做什么。”旺扎说。承包六年，他挣了300万元。

　　邮电局决定收回公司再投资300万扩大规模，并邀请旺扎做总经理。旺扎却谢绝了，“算我傻，我不干了”。

　　旺扎的逻辑是，“我从安多买一车酥油，有的十块一桶有的六七块，我一路卖，到阿里可能就已经卖完了，从收购到卖的程序谁也说不清楚。但是给公家干，一车酥油必须得拉到阿里，入库，再拉出去卖，这样成本大大增加，根本赚不了钱。”旺扎说，“到时候审计来一下就够你吃一壶。我得考虑后果。”

　　领导赏识他的能力，又把他调回单位继续从前的工作。

　　一段时间后，邻县一家邮电局局长挪用汇兑款，稽查组想抽调一名年轻人接任，看中了旺扎。口头承诺，到邻县锻炼一段时间，回阿里地区后可直接升任地区副局长。旺扎却要求领导给出书面保证，却不想因此开罪了上司。

　　升迁道路已断，旺扎又提出辞职。他决定开家公司，但母亲不同意，觉得他“翅膀硬了，不管公家了”。

　　狮泉河粮食公司很不景气，总经理找到旺扎，给他一个副经理的位置，“一起把粮食公司搞起来”。1997年，旺扎从邮电局辞职的时候，月薪4600元，而粮食公司的薪水只有800块。

　　两年之后，当地烟草公司濒临破产，行署领导觉得旺扎是个经营人才，调他到烟草公司做主管烟草的经理。2003年，旺扎又得到了阿里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总经理这“两个名分”，一直到现在。如今烟草公司年收入已经达到一个亿。

　　旺扎已是成功的商人，他说如果不是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元气大伤，他“还想有些变化”。

　　那次手术之后，旺扎觉得自己应该多关注一下家庭。

　　“特别是帮助一下还留在牧区的弟弟。”

　　东旦的2008

　　“他常跟我说，要是没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顾牛羊了。”

　　和狮泉河的繁华相比，阿里牧区显得遥远而荒凉。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只有越野车才能通过，到达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山后，车辆就不能进入，只能步行。爬过一座几百米的荒山，就能看到一顶黑色的帐篷扎在山窝间。

　　这个用牦牛毛织成的黑帐篷是旺扎一家小时候用过的，从帐篷里可以透过网眼看到天空。弟弟东旦今年40岁，但是看起来比旺扎还要老上很多。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都在家里放羊，小女儿曲卓玛今年19岁。

　　曲卓玛从5岁起就被旺扎接到狮泉河上学，一直读到中专，住在伯伯家里，现在伯伯旺扎的烟草公司做业务员。

　　“我小时候上不了学，我姐姐哥哥都上了，小时候要是都上了就没人放羊了，但我愿意上学。”东旦不停地倒着酥油茶，他只能用藏语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流。

　　“我家里有30头牛，山羊绵羊加起来280头，算中等吧。生活来源就是靠羊和牛，这些肉可以到卖到狮泉河去。这儿长不了青稞，生活上哥哥姐姐会帮帮忙，否则会有点困难。”如今的牧区，草场都已划分给各家所有，东旦家分到大约两三平方公里。

　　从今年3月起，这个牧区的大多数年轻男人都到狮泉河和牧区中间的一个乡去打工，当地政府在那里投资600万种植青稞，这些男人负责搬运石头和平整土地，每天可以挣40～50元，“可以干到6月份”。

　　“他有时候常跟我说，要是没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顾牛羊了。”旺扎说。

　　在阿里牧区，一头牦牛可以卖到1000元，一只羊可以卖到250元，但即使这样，也要赶上好的年景，当地雪灾风灾连年不断，一场大灾可以导致牛羊死掉一半。最好的年景里，一个家庭可以挣到几万元，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最差的时候，一年收入不足一万。

　　东旦的帐篷里仍然放着父母留下的酥油茶壶和一些小小的银器，门外的羊圈里，十只刚出生的小羊羔不停地叫唤。东旦点了根烟，说，“我明年准备再去要点钱，把门口的路修一修，这路太难走。”

　　去年，东旦到狮泉河各部门要了大约5万块，平整了一段路，他计划明年“再要8万”。旺扎说，这些钱都是东旦自己要到的，他没有帮忙，今年如果可以要到6万，他的烟草公司准备赞助2万。

　　旺扎的二姐次仁卓玛，也仍然生活在牧区，离小弟弟东旦的帐篷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二姐的生活更加艰难，帐篷是用布匹制成，坐垫边上立着两只风干的羊，颜色血红。

　　帐篷顶端有一台录音机，可以用太阳能电池开启，有一个包裹得很严密的经卷，是老人婆家祖传的信物。次仁卓玛今年58岁，从14岁起就嫁到这儿，据说自学过藏文。

　　长期封闭的放牧生活，老人已经很难与外界人接触，终日与一只已经20多岁的老藏獒为伴，“只知道倒茶微笑”。次仁卓玛的大儿子仍然在牧区放牧，已经分家另过，小儿子在狮泉河的一家银行工作。

　　她家有1200多只羊，很少出售，“够吃就不卖”。

　　在城里长大的第三代

　　到了牧区，小女儿不愿意下车，旺扎问为什么。女儿说，“脏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发酸”。

　　大哥洛桑已经去世，小时候因不慎掉进火堆，落下一点残疾，所以父亲一直教他读经，希望他以后能到寺院有个着落。

　　洛桑最终没能成为僧人，却因为自己的努力进城做了电工，终生未娶。1991年，弟弟次仁加布结婚那年，洛桑落寞过世。

　　大姐多吉卓玛如今已经60岁，曾经的“积极分子”如今已在噶尔县妇联副主任任上退休，退休金4000多元。

　　因为儿时家穷，三姐才旺卓玛被送到亲戚家寄养三年，后来因为“不喜欢他家”，又跑回自家的黑帐篷。她“学过一点算术”，曾经做到了当地一家农业银行的副行长，“想照顾家庭”于是辞去职务做普通柜员。得益于工龄长，才旺卓玛保持了以前的待遇，现在每月8000多元工资。

　　二哥索南平措已经调任拉萨成为西藏自治区工商联合会主席，从12岁离开家乡就一直在外，从政后一路顺风顺水，如今的职位属于正厅级。两个子女都已送到内地读书。他不愿作更多采访。

　　这一家9个兄弟姐妹，6人走出牧区成为“公家人”，在当地备受尊敬。

　　如今，阿里牧区的年轻人，更愿意上学或者外出打工。但是，往往初中毕业后，却无法考上高中，回到牧区又可能“难以适应放牧的生活方式”，这成为很多牧区父母头疼的事情。

　　去年，旺扎带着自己4岁的女儿回了一次牧区老家。到了牧区，小女儿不愿意下车，旺扎问为什么。女儿说，“脏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发酸”。

　　东旦的小女儿，在狮泉河生活了十几年的曲卓玛也很少回到牧区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她，“你喜欢牧区还是城里？”

　　她犹豫了一下，用磕磕绊绊的汉话说，“城里，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