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沈志华花重金搜集苏联档案

　　学者

　　沈志华　1950年出生。1968年应征入伍。1979年考取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等文献资料集。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我不想再招惹谁了……也不是怕，我现在事太多了。” 历史学家沈志华说，“我不大想谈一些特别现实的问题。”

　　说归说，实际上做的，却还是他自己的一套。

　　他借助新公布的苏联档案，澄清了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的悬案，比如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介入，等等。这些研究和现有的认识有出入，招来某些同行的侧目自不消说，还有人网上骂他“汉奸”。

　　“这些人根本没有看过我的书。不可理喻，我也不理他们。”对在对立阵线的那些同行们，他则有特殊的心情。“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恨我，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批人，他们老想批判你，但是时代不同了。”

　　他其实喜欢争论。“但是他们不会。我倒真的希望他来批判我，那样子他就真的是去做学问了，不是去喊口号了。喊口号批我是没有用的，我说的就是事实，你不能说没有这件事，你要说没有这件事，那你拿材料来跟我说。我只做事实的描述。”

　　“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

　　沈志华学上历史，完全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40岁前我就没有顺过。”前途一片看好，却莫名其妙从部队复员；明明是最高分，却上不了清华……他不甘心，肯定哪里出了问题，他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6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就我不是。小时候我们都想当科学家，那会儿有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就是谈现在，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我上了男四中，也是奔着清华去的。”

　　“文革”爆发了。“我比较幸运，68年2月就当兵了，航一师的，修飞机。”他在部队干得很好。在别人忙着背《毛选》、热衷政治运动的时候，他去钻研业务。19岁就成了机械师，有资格和专家一起参加发动机会诊。“我们师长对我太器重了，拍着我肩膀，‘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

　　“一直干下去，现在少说也是个少将、中将什么的。”他的将军梦很快破灭了，因为被人诬告，他卷进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复员，回北京当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学。

　　“一年以后，正好赶上73年的考试。73年周恩来说要改革教育，说上大学不考试不行。我考得很好。四门，在电力系统考生里门门第一，清华大学非我莫属啊。后来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就变了。不但没有录取，还批判我。说你为什么考这么好，这里有问题。说明你不安心当工人，不安心做一个无产阶级，非要往臭知识分子那圈子里面钻，走白专道路。

　　“给我气的，真是气疯了。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道了，一把火就把数理化的书全烧了，不学了。我就研究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我真的很想搞明白共产主义怎么回事。

　　“197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的军事著作，像24卷本的《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等。我都看了。”

　　好像开了一扇天窗。“这历史怎么跟我原来学的都不一样啊。”疑问越来越大。他又看了很多所谓的“灰皮书”。“当时能看的就是‘灰皮书’，内部发行的，因为我父亲的级别够买很多这方面的书。”和上海学者朱学勤在《“娘希匹”和“省军级”》那篇著名回忆文章中讲的一样，“文革”晚期这批原本作批判用、内部发行的西方社科著作，成了很多人思想启蒙的火种。

　　“邓力群觉得我是不错的小伙子”

　　1978年，招工考进社科院时，他的思考已经有点头绪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从建国以来到‘文革’，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总是要‘左倾’，总是要超越现实。”

　　这篇文章直接影响到他当年考研，他的通知书生生就给领导扣下了。

　　文章也被当时实际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长邓力群看到了。邓在一次大会上讲，沈志华的看法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沈志华直接找到邓力群， “我去了他家。我们聊得挺投机的。我讲了我的经历，我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觉得挺不错的这小伙子。”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

　　很多年后，邓力群还在一次接见年轻学者的会上说，“现在社会上都说我是‘左王’。其实我是很爱才的，当年沈志华，他的观点我很不同意，但是我还让他读了研究生。只要你真有才能，你好好学习，就能为国家做贡献。”

　　在监狱里做学问

　　社科院的3年，沈志华学得很刻苦。发表了8篇论文，俨然一个青年明星学者了。但是，临答辩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一场劫难降临了。“夜里十点多，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最后判刑，泄漏国家重大机密罪，两年徒刑。

　　原本，公安系统的家里人打算凭借关系，办个保外就医什么的，能少受点罪。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我1984年5月22号从监狱放出来，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释放的人。”

　　“‘严打’那会儿，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一个挨一个，排着队睡觉。翻身也要一起，往一个方面翻，总不能脸朝脸吧。”

　　后来他转到劳改农场正式服刑。“然后就开始想写书了。我做那个硕士论文虽然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材料非常丰富。一开始没有纸笔，我就用牙膏皮，写在《列宁选集》的边上。那会儿的牙膏跟现在不一样，都是铅皮的，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痕迹。列宁被关的时候，就是拿牙膏皮写字。我要用的书，都是家里给我送进来的。那会儿人家盛传，说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铺底下，我铺底下全是书。”

　　他在监狱里面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那帮人听得津津有味。不能白听，你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

　　“监狱生活他们都说度日如年，我倒是觉得过得蛮快的。因为在监狱里头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一天到晚你脑子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历史的启示》，讲的是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