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皮书灰皮书

　　黄皮书、灰皮书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精神饥饿的年代里，他们是人们珍贵的高级点心。这些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 ，以特殊形式翻译出版发行的“内部图书”，给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打开了一扇窗户，新鲜空气扑面而来，带来了新 知。

　　这些当年以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灰皮、黄皮书，曾经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高层干部、知识青年的圈子里隐秘流传 ，启蒙了一代知识青年，直接催生了朦胧诗派和星星画展等文艺流派的出现。

　　如今，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很多当年有幸读过的人，都对那段经历留有美好的回忆，对 这些打开他们人生另一扇窗口的书籍心存感激。

　　时至今日，很多人心中还存有一个疑问：在那个特殊时代里，这些“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反动的书是怎样 被选出来，被翻译、出版、流通的？

　　让我们重拾这段历史，听当年参与翻译、选编的老人们，讲讲他们感性的回忆，和理性的思考。

　　那些黄色的精神之粮

　　-本刊记者/王巧玲

　　这些书以一种绝无仅有的特殊方式产生和发行，却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与思想

　　上世纪60年代，《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麦田守望者》、《等待戈多》等一批 苏联、东欧和欧美的当代文学作品，在一部分青年之间开始隐秘地传阅。这些内部发行的“黄皮书”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与思 想。

　　在一篇“追寻80年代”的口述文章中，作家徐星回忆，他曾经在一个高干子弟的带领下，去过一次位于北京和平门 的内部书店。“我一走进去，就惊呆了，那里真是什么书都有，我当时心想，能在这里当一辈子店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 。”至今，他仍收藏着一本1962年版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而诗人芒克也曾回忆，1973年，他与一位画画的朋友 成立了一个“先锋派”，决定仿照《在路上》一同去流浪。这本美国“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品，1962年在中国以“黄皮书 ”的形式出版。

　　前奏

　　内部发行的文艺类图书“黄皮书”是在中苏矛盾和“反修”的政治背景之下产生的特殊出版物。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秦顺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做编辑，参与了“黄皮书”出版的具体工作。依据他的回忆 ，在1957年、1958年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开始出版一些“内部参考”的文学类图书。

　　“此书封面和普通书一样，但是不公开发行，有的在封底印有‘内部参考’字样。这些内部图书主要是苏联作品，不 符合我们意识形态但在苏联引起轰动的作品，当时还没有欧美的作品。中宣部下令内部参考，不公开发行。比如1957年出 版的《不单是面包》。这部分内部图书主要是提供给文艺界、宣传部门一定级别的领导阅读。”秦顺新认为这部分内部参考的 图书，还没有用黄色封面，而按普通图书的形式出版，主要是因为当时中苏虽然正闹矛盾，但是还没有决裂。

　　这应算是“黄皮书”出版的前奏。另外，《世界文学》杂志也加入了这个前奏部分。翻译家高莽时任《世界文学》杂 志的编辑，从1959年底开始，他参与编译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当时参与此专辑出版工作的唐梅也回忆说， 《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大概从1959年出到1964年，有时一个月出一期，有时两个月出一期。为了出版这套参考资 料，他们查阅了大量苏联、东欧的文学类刊物，而苏联《文学报》则是他们主要关注对象和获取苏联文学动态的消息来源。这 套文学参考资料，除了主要关注苏联和东欧外，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欧美的消息，主要是具有参考价值的作家动态和出版动向。

　　《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由时任《世界文学》杂志副主编陈冰夷主持。而当时《世界文学》由中国作协领导，周扬 则是时任作协副主席。

　　陈冰夷也曾回忆说，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率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对许多 问题争论不休，而中方代表团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 党斗争。(依据张福生的《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1960年前后，“反修”开始。这时，一个由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拉开了“黄皮书”出版 序幕。会议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主持，内容是批判修正主义。秦顺新听过会议的传达报告 ，记得周扬或钱俊瑞曾说过，“我们中国对苏修的情况是半明半暗，对欧美的情况是漆黑一团”。

　　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文 艺界领导提供参考。

　　60年代初，作协召开外国文学交流会，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四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界对苏联、 东欧了解较多，同西方接触极少。这几次会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青年(尤其是工人) 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原人民文学 出版社副总编辑孙绳武记得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后来还加上了《星期天晚上和星期日白天》。 “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还不作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但当时不称为‘黄皮书’。”

　　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与林默涵(时任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长)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 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而李曙光则协助林默涵做联系工作，所以“黄皮书”出版后都 送他样书，有时他也看清样。“记得看过《〈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样”(依据张福生的《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

　　出版高潮

　　当时，秦顺新的具体工作是“看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文部组织一批人看材料，以苏联和东欧的材料为主，欧 美主要是看流派，比如当时在西方引起重视的垮掉派。秦顺新则主要分管苏联部分。“我们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订报刊、图书， 也和《世界文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独立为中国社科院)互相借阅外文材料。大部分的作品直接从外国的文 学刊物翻译过来，也有一部分由图书翻译而来。”

　　一开始的内部发行文学类图书，并没有统一使用黄色封面。“大概出了十几本后，林默涵找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 君宜商量，说干脆改个封面，不用普通书的封面，改个单调的颜色，就采用了土黄色。”秦顺新记得大致是在1962年、1 963年左右统一使用黄色书皮。“爱伦堡回忆录的第一、二部为普通封面，后面的几部则是黄色封面。”

　　秦顺新和冯南江一起翻译了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作品是上面(具体是谁不清楚)提出要翻 译的，因为在苏联引起了轰动。”秦顺新说。爱伦堡可谓是自由化的一面旗帜，除了回忆录，他的小说《解冻》也被翻译出版 。《人·岁月·生活》是一部历史人文作品，加之原文没有注释，翻译难度较大，所以负责此书编辑的秦顺新自己也加入翻译 。

　　为了提高“黄皮书”的翻译速度，通常由多人共同翻译一部作品，很多翻译者没有署名，或者共同署名。为了保证翻 译质量，人民出版社寻找了一批他们所了解和熟悉而且翻译水平可靠的人。秦顺新自己也记不清总共翻译过多少作品。“四清 ”开始后，他即停止了翻译工作。

　　在1960～1970年间，因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日本的文学作品。 三岛由纪夫在自卫队的集会上号召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忠，并当众剖腹自杀。周总理得知这件事后，即交待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文 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主要作品译出，让我国社会人士了解这一动向，加强警惕。“人文社组织大专院校日本研究专家，先后 译出了《忧国》、《丰饶的海》(三部)，以内部发行方式供应有关读者，这是‘文革’后期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孙绳武说 。“黄皮书”以小说为多。孙绳武曾粗算过，单是苏联的小说大约共收进80种。也有少部分诗歌和文艺理论。

　　文艺类图书一般为皮书中的“乙等”，通常出900本。“当时出版社有个花名册，上面是有资格购买、阅读内部图 书的人员名单，主要是各地宣传部门和文艺部门的领导，以及个别的名作家。我们按照名单通知他们，出了这样一本书，你要 不要，要的话寄钱过来，我们再邮寄过去。”这是当时“黄皮书”的主要发行方式。

　　“文革”开始后，中宣部变成了“阎王殿”，内部书的出版工作都停止了。“文革”中后期，上海的出版社却开始出 版“黄皮书”。据秦顺新了解，这是因为“江青又想看了”，当时上海是“四人帮”的大本营，所以她就让上海的出版社接着 出版“黄皮书”。

　　“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继续出过几本“黄皮书”，但是当时的内部书已基本解禁，“黄皮书”的形式已没有 必要，不久后就停止了。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外国文学图书30年的书目，列出了1951～1990年的出 版作品，内部书都列于其中。

　　艰难诞生灰皮书

　　-本刊记者/王巧玲

　　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灰皮书”应运而生，成为中国一种极为特殊的出版现象

　　郑异凡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薄薄的灰皮旧书——《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这本出版于1963年11 月的小册子在封底加盖了“供内部参考”字样。这就是“灰皮书”的书目。

　　上世纪50年代末，从苏联学习归来的郑异凡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很快，“反修”开始了。因为懂俄文又有在苏联学 习的经验，郑异凡被安排在编译局第三国际资料室。从1960年到“文革”，他都在忙于“灰皮书”的工作。

　　郑异凡和同事共同编辑了《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来自德国、苏联、东欧等国家的 修正主义与机会主义者的各种著作、版本，以及收藏的图书馆。这本书目拉开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灰皮书”出版工作的序 幕。书中所列的著作，大部分被翻译，并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

　　“文革”中调查“灰皮书”事件

　　“文革”开始后，中央编译局编译“灰皮书”的工作被迫停止。但因为编译“灰皮书”，郑异凡和同事被贴了大字报 。“批判我们搞托洛茨基，搞反党炮弹，为‘阎王殿’反斯大林服务。”文革期间，中宣部成了“阎王殿”。为了表明自身的 清白，郑异凡和同事殷叙彝(主要负责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编译)对“灰皮书”的出版始末展开了调查。

　　当时负责“灰皮书”工作的很多领导都成了“牛鬼蛇神”，郑异凡和殷叙彝去牛棚走访了多位相关人士，并查阅了一 些人的“交代材料”，从中了解了“灰皮书”出版工作的来龙去脉。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王惠德，当时作为走资派已经被 批斗，郑异凡查阅并摘抄了他的那些书面交代材料。“他又时任中宣部的理论宣传处处长，所以好多事都是他来通联中宣部。 在王惠德的材料里，提到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编译局局长许立群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的一些工作交代。那时候 时间也不长，所以很多事情他们在交代材料里都写得很清楚。”

　　郑异凡和殷叙彝还找到了1954年至1966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当时他也被关了牛棚。“林克说，当时毛 泽东就交代，以后出什么书给江青两本。”郑异凡弄清楚了源头：“‘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当时 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

　　通过调查，郑异凡和殷叙彝写了一篇关于编译“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材料情况的报告，寄给时任中央文革小 组顾问的康生。“目的是希望他点一下头，认可这(灰皮书)是毛泽东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工作，以消除内部 的争论。”但是报告寄出后，杳无音信。在查清“五一六分子”时，郑异凡突然被隔离审查，关了50多天，后来又在中央办 公厅“五七干校”当了两年的“非革命群众”。最后，他才知道他的罪名是“整康生的黑材料”。

　　“文革”后，这份报告材料退回给了郑异凡和殷叙彝。多年后，郑异凡把那份材料整理成文章。虽然当时很多人参与 了灰皮书的翻译出版，但是清楚整件事情经过的却很少。而郑异凡在“文革”中的调查则基本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为“反修”服务

　　“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出版由来，得从“反修”说起。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 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问题，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苏共与中共的关系出现变化。1960年，苏共领导人挑起中苏两党论 战。中共认为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走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并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1960年，中央成立“反修 领导小组”，由康生担任组长。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展开了“灰皮书”出版工作。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兼任副局长。从那时候 起，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就和中宣部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地卷入到中苏论战当中。王惠德曾一再向郑异凡他们强调，“ 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这也是他们经常要做的工作，比如哪位首长说 了一句列宁说过的话，不知道出处在哪儿，他们就得一人一本《列宁全集》仔细翻找。

　　在调查中，郑异凡发现，康生曾对许立群提过，毛主席看了以前编译局编过的一本《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很有 兴趣。但康生认为这个本子太简单，于是他把一些德文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书拿给编译局，要重新编一本详细的言论选。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在60年代也参与了“灰皮书”的工作。1960年，中宣部出版处成立了“外国学术政治 著作办公室”，任务是参与“灰皮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沈昌文认为，“实际上是‘反修小组’的外围机构，帮他们搞资料 。”

　　人民出版社的前副总编辑张惠卿也是“灰皮书”出版工作的具体参与者。当时，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 ，负责组织编译出版“灰皮书”事宜，张惠卿任组长。他强调“灰皮书”出版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反修斗争”，“中央‘反 修小组’把灰皮书交由中宣部来主管，中宣部把任务交给出版处来负责。”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灰皮书”、“黄皮书”应运而生，成为一种非常特殊的出版现象。

　　制定书目，寻找原著

　　从1960年底开始，郑异凡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各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资料和著作。

　　“灰皮书”的主要书目由中央编译局制定。由于材料缺乏，有时得从几十年前出版的各种外文报志杂志上去寻找。例 如郑异凡和同事编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言论集时，就一页一页地查看了几十年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

　　《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40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其中包括被斯大林视为 十恶不赦的死敌托洛茨基以及宣布为人民公敌而被处决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人的著作。

　　据沈昌文介绍，除了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总参谋部某部和原中共中央调查部三者之下的“局”也参与 制定灰皮书的书目，并提供原著书籍。“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提供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书，总参则提供了卡斯特罗 的相关著作。”

　　翻译与出版

　　因为“灰皮书”，郑异凡、张惠卿和沈昌文三人在工作上有了联系。通过他们在不同环节上的工作，灰皮书的出版流 程清楚地呈现出来。中央编译局把书目收集整理出来后，一部分由编译局组织翻译，一部分则由“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 来找人翻译，另一部分则由人民出版社找人翻译。“当时由编译局翻译出的‘灰皮书’大概有四五十本。有的是薄薄的小册子 ，就是把两三篇文章集在一起而已。”郑异凡说。

　　郑异凡在“文革”中通过调查了解到：1962年11月8日，康生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呼吁说：“主席要 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正在做，有一个 计划。12月可出第一批书。请外省同志帮忙，支援德文、英文人才。”

　　“当时人民出版社主要找既懂外文又懂理论的人来翻译，如人民大学和社科院的专家。也找了一些右派、正在改造的 人来翻译，但他们是少数，因为这些书是反面材料，不让扩散。”张惠卿回忆道，“为了翻译南斯拉夫的著作，还专门在中国 人民大学开设了一个学习班，找了一批人培训塞尔维亚语。”

　　沈昌文在“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翻译人员。因为懂俄文，他主要负责找人翻译部分俄语著 作。当时有部分著作交由正在改造的右派分子翻译。当时正在整反、肃反，许多知识分子都被批判和改造，沈昌文安排了一些 人翻译“灰皮书”。“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他们也不敢多问，有笔生活费就已经很好了。”当时新华社专门成立了右派翻译 队，队长为大右派李慎之，董乐山是主力。他们也被沈昌文找来翻译灰皮书。沈昌文当时还找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翻译普列汉 诺夫著作选。“每月给他90块钱，一个月交15000字翻译稿。”刘仁静曾是国内第一号“托派分子”，后来被开除党籍 。

　　为了尽快完成翻译，通常是几个人一起翻译一本书。比如署名“齐干”的翻译者，其实是好几个人“一齐干”。这种 现象在“灰皮书”和“黄皮书”的翻译中，非常普遍。

　　由中央编译局定的书目，翻译后，再回到编译局手里，然后由编译局给中宣部上报每本书的内容介绍。郑异凡说：“ 差不多托洛茨基的书都是我写的介绍。”

　　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本书集了托洛茨基过去一些著作中对斯大林种 种攻击和污蔑的大成。此外。托洛茨基还同时糟蹋列宁，篡改列宁主义，歪曲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并利用一切机会主义吹嘘 自己，宣扬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谬论。”从这段由郑异凡撰写的出版说明可明显看出，这是一本“反面教材”。每本“灰皮书 ”都有一篇放在前面的“出版说明”，主要是以批判的态度来介绍本书的内容。

　　郑异凡介绍说，他们先把翻译出来的作品以“大字本”的形式打印出来，交给中宣部过目，然后再由中宣部交给人民 出版社去成批印刷。

　　据张惠卿介绍，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伯恩施坦、考茨基著作选录》。 而从1961年到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了200多种灰皮书，张惠卿认为“这些才是主要的灰皮书。”他发现，196 3、1964年出版灰皮书最多，“两年出了一半左右。”而这两年正逢中央出“九评”。

　　1966年“文革”开始后，绝大部分图书都被当做“封、资、修”毒草而遭封杀，全国所有图书馆也被迫关闭。出 版“灰皮书”更被看做是“大放毒草”，是出版社“走资派”的一大罪状。所以各个部门的“灰皮书”编译出版工作都停了下 来。直到1971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1972年出版工作才逐步恢复。

　　“到了1972年，又接着出一部分灰皮书，但已经比较少了。也不局限于修正主义的作品，有一些是关于介绍苏联 领导人和元帅的作品，比如《赫鲁晓夫回忆录》、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米高扬的回忆录《斗争之路》。”张惠卿说。

　　张惠卿认为最后一本“灰皮书”应是1980年出版的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托洛茨基言论》，他把“灰皮书”的时 间界定为1961年开始，1980年结束。郑异凡则认为核心的“灰皮书”是60年代，也就是“文革”之前出版的作品。 张惠卿也认为60年代是“灰皮书”的出版高潮。他说：“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政治和国策没有变，我们认为不 管赫鲁晓夫当不当政，苏联还是修正主义，但‘反修’的高潮过去了。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虽然我们还有‘反修’的任 务，但已经和原来不一样，已经比较缓和了，所以出的‘灰皮书’慢慢就减少了。”

　　据郑异凡了解，“灰皮书”的形式和发行办法由康生提出来。康生说，这些“坏书”用灰皮做封面，一看就知道不是 马克思主义的。“灰皮书”由此而得名。

　　“灰皮书”按照“反动”的程度，被分为甲乙丙三等，反动性最强的作品被定为甲等，购买和阅读对象都严格控制。 但甲等只占少数，如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灰皮书一般只印500～1000本。人民出版社把书印出来 之后，则交给新华书店发行，一般提供给中央、各部领导以及某些专家阅读。

　　郑异凡则提到一种比普通内部发行还严格的编号发行。即在书上编号，如果出现遗失，则由拿到此书的人负责。“反 修小组”、“九评”写作小组，可以拥有编号发行的图书。

　　托洛茨基是重点

　　在中苏论战中，赫鲁晓夫指责中共是托洛茨基主义，但中共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托洛 茨基主义”成为中苏论战中的关键词，于是托洛茨基的作品成为翻译和出版的重点对象。

　　“尽管中国当时反托派反得很厉害，但是托洛茨基到底是什么主张，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也不清楚，所以就把这个任务 交下来，交到编译局。编译局主要由两个人来做这事，林基洲和我。”寻找和翻译托洛茨基作品成为郑异凡“灰皮书”工作中 的“重头戏”。而且，托洛茨基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也最严格和谨慎。郑异凡他们先推荐托洛茨基的作品，翻译出来后，再起草 内容评介，“通过中宣部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向中央反映。这些书和简报最后都报到康生那里。是康生直接 抓的。”

　　另一方面，他们也负责把托洛茨基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做成专题资料，上报中央。他们最先编了一本《托洛茨 基污蔑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与“蜕化变质”的谬论》，接着开了一个《托洛茨基论点资料选题拟目》，共开 列了13个选题，送姚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审查。最后他们大体上按照这个选题计划编出了15个专题，于1965年4 月基本完成。

　　1965年5月7日，编译局接到任务，把托洛茨基的材料突击印一两百份，按专题印单行本。而全部材料由姚溱定 名为《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分上下两册。据郑异凡介绍，这本《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因为“反动性”太强，后来只 装订了50本，无封面，白皮，发给少数单位。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出版社才以“灰皮书”的形式出书。

　　“托洛茨基的书最难找。”张惠卿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被赶出苏联后，斯大林把所有托洛茨基的书都销毁掉了。 ”为了找他的书，张惠卿专门去了一趟上海市公安局。原来，30年代解放区的中国托派被肃清了，而在国统区则还有一批托 派，在解放前，他们翻译出了一批托洛茨基的书。“1952年12月22日，专门选了斯大林生日这天，全国搞了一次肃清 托派大行动。这天晚上，公安部门掌握的托派全部被捕，抄家。上海托派最多，抄的书也最多。”1963年，张惠卿被派到 上海去联系公安部门，查找这批书。后来，几经周折，张惠卿在上海市公安局的一间仓库里找到了一批托洛茨基的书。“大概 还剩100多本。已积满了灰尘。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一本一本地拣了出来，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托著的中译本，我 记得有《十月的教训》、《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论》、《文学与革命》、《中国革命问题》、《被出卖的革命》等，还 有几种法译本和英译本。”

　　另一个托派书籍的来源是一共代表刘仁静。“1922年，他到苏联去听过托洛茨基的报告，也看过很多托洛茨基的 书，对托洛茨基非常钦佩。托洛茨基被赶出苏联，到了土耳其，刘仁静跑到土耳其见到了托洛茨基，在他家里呆了一个多月。 刘仁静回国后，托洛茨基不断给他寄书，寄材料。”因为做了托派，刘仁静被开除党籍。解放后，刘仁静认错检讨，希望回到 党内。“当时他从我这儿知道要翻译托洛茨基的书，很高兴，以为是要给托洛茨基翻案。他认为出托洛茨基的书，终归是好事 ，就来找我谈，说他那儿有托洛茨基文集。我一听高兴极了。托洛茨基送给他的书有45本左右，但那时只保存下来了七八本 ，他都交了出来。”张惠卿说。

　　到了90年代初，郑异凡到德国去参加一个托洛茨基研讨会。有西方学者说，苏联人和中国人根本看不到托洛茨基的 著作，根本无权谈论托洛茨基。“我告诉他们，在中国托洛茨基的著作基本都翻译出来了。一本一本地给他们列出来。他们问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说，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但是一些专业的学者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