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之白先勇、柏杨

　　-本刊记者/陈艳涛

　　这个老头，越来越像老太太，粉红的脸，常常笑得桃花灿烂。如今的他，出现在大陆的时间比台湾更多，不遗余力地推广着他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内地各个城市、各个大学一轮轮上演之后，那些没看过他文学作品的年轻人，把他当成了“ 搞戏曲的”。

　　而实际上，昆曲之外的白先勇，有着更可书写的成就。名将白崇禧之子，作家，同性恋者——这一切的戏剧性，还是敌不过他在文学上的灿烂成绩。23岁就和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共同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同年发表《玉卿嫂》等小说。彼时的白先勇已有让人惊叹的文字技巧和成熟细腻的心理描写。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州大学就读及执教多年的白先勇，深谙西方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又融合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也许是家世使然，他热爱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创造出《永远的尹雪燕》、《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谪仙记》、《游园惊梦》等作品中恋恋于过去时代的人物，历史的兴衰和人世无常的沧桑感在这些故事里汩汩而出。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将白先勇赞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白先勇也是华人文学界里最早也最大胆地关注同性恋题材的作家。1983年，46岁的他发表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毫不避讳地描写台北以新公园为集散地的男同性恋群体。《孽子》一出，两岸哗然。有意思的是，白先勇在香港公开表示自己为同性恋者，还担任着香港同性恋文学评委，但在台湾却极少提及自己的性倾向，以至于台湾同性恋权益运动者指责他对台湾同志运动没有尽心尽力。

　　台湾名主持人蔡康永曾经讲到过一件有关白先勇的轶事：白先勇有次让蔡康永帮着改编他《谪仙记》的电影剧本，改着改着，他开始讲另一个他想写的故事，是有关一对学昆曲的青梅竹马小伶人(大概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游园惊梦》)他越讲越起劲，讲到这对璧人扮演昆曲《长生殿》的场面，索性站起来演给蔡康永看——结果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文人没法对接。蔡康永描述说：

　　白先生比划着唱了两句，发现我没什么反应，停下来，看着我：

　　“咦？你不喜欢《长生殿》呀？”。

　　“不喜欢。”我老实回答：“唐明皇一个做皇帝的人，跟个杨贵妃一起咿咿呀呀的翘着小指头跳扇子舞，不喜欢。”

　　“唉呀！”白先勇先生顿了一下脚，痛惜他的对牛弹琴。

　　他不死心，想救我：“那你喜欢昆曲《游园惊梦》吧？！”。

　　“也不喜欢。”我老实回答：“主角演睡觉，观众也睡觉。”

　　“唉呀呀！”白先勇先生连顿两下脚，痛惜他的海参被我当成发胖的水蛭。

　　他有唐三藏的心，他还是不放弃，还是要救我：“那你总喜欢《红楼梦》吧？！”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不喜欢。他们老是在吃饭。”我答。

　　“唉呀！唉呀！唉呀！”他把脚重重顿了三记，唐三藏亲眼目睹了我这个猪八戒，活活乱吞他的人参果。

　　白先勇放弃了。大概《红楼梦》已经到他的“底限”了。

　　“怎么可以不喜欢《红楼梦》??”他扶着额头，喃喃自语。

　　后来，在北京接受我采访时再说起这一段，蔡康永却淡淡地说，那样讲，不过是为了对照非常尊重优雅中国传统文化的白先勇。但在蔡康永的描述里，白先勇对传统文化的捍卫和痛惜还是跃然于眼前。昆曲就像是他的一个青春梦，他将一个美轮美奂的青春版《牡丹亭》奉献给两岸三地，如今已经开始了世界之旅。虽然业界对于他大力宣扬的青春版昆曲尚有争议，但一个70岁的老人，对此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却让人无法不敬佩。

　　-本刊记者／杨东晓

　　柏杨的影响力不仅在海峡两岸，还波及到整个华语世界，甚至中国的近邻韩国和日本。在中国大陆，受柏杨影响最深的是恢复高考后几年中的年轻知识分子。

　　从1982年起，柏杨就一直想做一个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在台湾屡遭拒绝后，他终于得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把积淤了多年的心声吐出。他的这一代表着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反思在海外华人界很快得到认同，但在多年后，中国大陆和台湾才终于认可了他那些理性的观点。

　　知道柏杨的人都了解他的“大力水手案”和“污蔑元首”入狱的历史，一向快意恩仇的李敖把他的身陷囹圄说成是“ 误成英雄”。

　　柏杨生性不是一触即发的人，他只能暴发在壁立千仞的险境。这种险境中的暴发，使他在出狱后成了真正的英雄。

　　本刊在柏杨生前对他进行过一次采访，曾经问到过“您在绿岛的漫长夜晚都思考些什么？”他说“后来，我大彻大悟提醒自己，没有能力面对的事情，就不要想，等有能力的时候再想。于是，我开始从自身这场冤狱思考起，也等于对自己做一个全盘的反省：我的信仰和价值是不是错了？也同时开始在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找答案。”这种反思，应该是英雄的起步。

　　柏杨评价自己的史学著作时，没有讳言起步时环境对自己的局限，他说“也由于过去社会的静态和封闭，政治权力轴心垄断一切，我在狱中靠一部二十五史，很难超越政治史的范畴。”他以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是孙中山、蒋中正、毛泽东、邓小平、张学良。

　　柏杨第一次回大陆是1988年9月，这时他的一些书正刚刚通过民间渗透来到大陆，即使是出版社的正规出版物，也都未经过他本人授权，地摊上的书只要作者是柏杨就能卖出去，而里面往往却是色情内容。

　　这次他和夫人张香华到了西安、河南辉县老家和北京、上海四地。所住的上海锦江饭店当时给他们留下了“破旧、阴暗、好像能撞见鬼”的印象。在北京有年轻作家向他抱怨大陆落后和不理想的现状，柏杨终于开口，说：这么多的人口，慢慢来吧，台湾也不是什么都好，有些情况甚至更坏。

　　此行结束后回到台湾，柏杨在大陆的境遇突然发生了逆转，他的现实批判精神虽然打得8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一个“ 激灵”，却不可避免地激怒了保守思想和传统文化浸淫了千年的中国人。他回乡探亲那年在辉县立起的胸像于1991年被推到，《解放日报》也发文批判他的反传统思想。

　　1998年9月，柏杨第三次回大陆，在北京机场上他对扑面而来的记者们说，“你们问这么多干什么，你能登出来吗？”他没想到大陆变化之大，从思想观念到物质生活，这让他看到了一个自己更加不认识的大陆，他说：车跑得太快了、太快了。

　　进入21世纪以后，柏杨对祖国发展进程的了解都是通过夫人张香华，柏杨曾经告诉本刊“看到了大陆不同的方面，经济的蓬勃、信息的传递和消费文化的爆发，当然，也看到新、旧时代社会不同的弊端，我们一面惊喜，也一面忧心。”

　　柏杨在他辞世前一年半做出了一件令台湾文化界吃惊甚至愤怒的事情，他将自己的11742件文献文物于2006 年12月捐赠给了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台湾反对者直接打电话到他家质问：柏杨，你吃台湾的米、喝台湾的水50多年，为什么把精神产品捐给大陆，让“文化资产外流！你像话吗？！”

　　但随后，台湾知识层中的理智者开始反省并多有举措，台南大学2007年6月27日举行了柏杨文物馆落成典礼，圆满地平息了半年前因柏杨向大陆捐赠文物而起的风波。

　　2008的4月29日凌晨，柏杨辞世，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了绿岛周围的海面上，另一部分由他的女儿崔渝生带回大陆，准备在适当的时间选择适当的地方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