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之龙应台

　　龙应台

　　-特约记者／黄艾禾

　　龙应台并不专属于台湾。在整个华文世界，她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力。2005年9月，龙应台接受了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聘书，在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两年后，重返台湾。她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的教职并未辞去，于是，她开始忙碌地奔波在台港之间。

　　著名的新闻人，同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中心任职的钱钢，这样描述龙应台的工作节奏：这位频频飞行于台湾海峡上空的大学教授、热心公共事务的评论家，几乎每天都要写作、备课到深夜。除了在大学授课和在媒体上写文章，她还要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发表演讲，她还主持着“清华思想沙龙”和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的“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钱钢第一次见到龙应台是1993年。那时，她还在德国相夫教子，已经作了7年专职太太。之后她又在德国待了6 年，直到两个中德混血的儿子长大。这时，恰逢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邀她出任文化局长，1999年，龙应台回到阔别13 年的台湾。4年后，她又去了香港。

　　“甘犯众怒”

　　龙应台在台湾属于“外省人”；她到美国时，是来自不发达的亚洲的“外籍学生”；等她回到台湾时，是个有留洋背景的“海归”；到了大陆，又变成了“台湾作家”；去了香港，又得提醒自己，她对香港的事情并不全懂，虽然她已经在给香港政府纳税。或许这种经历，让她对于每一个地方，都充满敏锐的新鲜感，也激发出她的批判精神。

　　从美国回到台湾，她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开始刮起席卷台湾全岛的“龙卷风”，龙应台用从美国带回的“国际的参考系”，批判中国文化里的陈腐和政治体制的荒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进她的《野火集》中。

　　龙应台对于大陆的中国人，有着一种身在其中同时又置身于外的观察：她说她有一次陪一个北京人在欧洲参观，但无论到了什么历史古迹前，这位高级知识分子总是在谈论中国政局，对眼前的一切视若无睹。她感叹：“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龙应台在香港时，把矛头对准政府雄心勃勃的市政计划“中环新海滨规划方案”，指出这是“强势政府尤其喜欢在工程上展现魄力”，她进而批评道：“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的，绝不可能是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它可能是歌剧院，譬如雪梨(悉尼)；可能是博物馆，譬如巴黎；可能是艺术家出没的村子，譬如纽约；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庙老树，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条沧桑斑驳的老桥，譬如布拉格。但是，什么样的城市，会把市政府——一种权力机构或服务区，当作精神标志？”

　　她重返台湾后，投身台湾的“大选”政治风波中，声称“甘犯众怒”，当全岛陷入群情激愤，施明德领着浩浩“红衫军”彻夜静坐示威，百万台湾人捐款抗议陈水扁时，龙应台说：她不捐这100元钱。因为，当这个社会已经有了民主体制，人民手里已经有了选票时，为什么还要采用类似坦克车那种激烈的充满暴力意味的方式？

　　“剑拔弩张的‘决斗’，不是公民实践。激情的‘人民革命’，革掉的会是民主。”

　　“‘打倒’一个人，只需要热情和愤怒；革新制度、提升文化，抽丝剥茧地厘清问题所在，看准了问题下手，需要的却是极度、极度的冷静，深刻的思辨能力，长程的眼光，宏大的器识，锲而不舍的精神。”

　　龙应台是华文世界中一个罕见的异数。这与她的经历有关，也与她的立场、眼界有关。

　　自谓坚“忍”不拔

　　身为作家、教授，龙应台还有一段从政经历——她作过三年多的台北市文化局长——这也是她作为文化人的特立独行之处。当年，当龙应台答应马英九的邀请时，台北一时政坛文坛轰动。有人批评她此举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作家李敖曾预测她上任不及3个月就会拂袖而去。不少文化人甚至猜测她通不过官场的“考验”。

　　在文化局长任上，龙应台每天工作16小时，带着文化局150个同仁，打造台北“国际文化都市”。

　　卸任后，龙应台说自己当年是带着四大问号进入政坛的：一个在创作领域浪漫不羁的文人在政坛是不是也可以坚“忍 ”不拔？文人可以大破，但可不可以大立？知识分子的理念经不经得起现实的考验，会不会是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所谓权力让人腐败，我这个文人经不经得起权力的测试？

　　她第一次到“议会”接受质询就和“议员”们杠上了，而且被扣上污蔑“议员”的帽子。“文化局长”龙应台这次居然一反常态地道了歉。

　　实际上，她更善于以软性的手法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在台北市“议会”审议文化局预算时，“议员”们姗姗来迟。龙应台突发奇想，请来台北市交响乐团现场演奏，以等候迟到的“议员”——透过弦外之音，表达她的抗议。

　　“如今，四个问题都有了答案：文人可以坚‘忍’不拔；可破可立；可以言行一致；可以经得起权力的考验。”从官场回归书斋的龙应台对自己的政坛经历还算满意。她也对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道路而欣慰，用苏东坡的“用舍由时行藏在我” 形容这种角色的转换。

　　谈到从政体验对今后写作的影响，龙应台说，以前写文章是看到一个钟表的表面，而这三年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拆下了钟表后面的壳，看到了钟表的内部构造，看到了每一个齿轮是如何衔接的，大大小小的齿轮是如何走的。有这种经历后再来写文章，会有很多的不同。

　　然而，也有人对龙应台的政治文章不以为然。在前台北市长马英九遭贪污起诉前后，龙应台发表《谁在乎马英九？》、《自首报告》，不计个人毁誉为马英九“特别费”谋求“解套”，直言“如果为了一个荒谬的特支费而使台湾人民对于自己的未来突然少掉一个选择的可能，令我不安”。台湾政治评论家江春男(司马文武)就以“筹安会要员”(民国初年一个以杨度为首的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的政治团体)来称呼她。

　　龙应台的文章，言辞优美，这是世人都公认的。以至于有评论家认为“龙应台的文章，好看则好看矣；她的风险亦在 ‘文胜于质’，过于简化自己得到的信息，亦过于简化自己的推论、诠释。”

　　笔者曾经有机会采访龙应台，见到这位以“野火”著称的女作家，温文尔雅，于礼貌间不失本性的坦率。但是对于接受采访的事，其谨慎认真，每字词必推敲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她柔里透刚的一面。

　　钱钢曾经这样记叙龙应台在她的粉丝中的表现：“著名作家拥有自己的‘粉丝’，本不为奇。奇特的是龙应台能把自己的‘粉丝’引入为社会服务的志工(即义工)队伍。她向一位又一位志工表示谢意——同时也在——评点他们的工作。她不时建议大家用掌声相互嘉勉、加油。??远远看过去，龙应台远比在其他场合更随意、即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