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救灾：劳教民警在绵阳

　　口述/王慧敏

　　本文背景：5月23日，一支由国家二级、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广东省劳教民警组成的队伍赶到四川绵阳灾区开展心理救灾工作。他们以高度专业化的手法，让灾区的孩子有了更多的笑声。

　　出发，一切都是未知数

　　5月20日，我结束在北京的心理咨询培训回到广州。刚下飞机，就接到了广东省劳教局的紧急电话。局里让我立即从全省劳教系统500多名心理咨询师里挑选15人，去四川灾区进行心理辅导工作。

　　通过多方面的审查和考量，我们组建了一支由10名女性、5名男性组成的心理辅导队，目的地为绵阳。去多少天、以何种形式工作、心理疏导对象的状况……都是未知数。

　　得知我们要去灾区，同事们托我们给那里的孩子带了许多小礼物，每个队员的背囊都塞得满满的。背上大大的背囊，我感觉人都站不稳。

　　虽然我们都是心理咨询师，但平常做的都是劳教人员的心理矫正，这与对灾民的心理疏导还是有区别的。5月22日，局里请来广州医学院的教授为大家做了紧急培训，并收集了很多资料，让大家在路上学习。

　　丈夫本不想让我去灾区，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23日早上，临上飞机前，他给我发了条短信：“你好好去工作吧，后方有我在，我会照顾好孩子的。”

　　天下劳教是一家，到达绵阳后，新华劳教所的战友带我们去了当地的指挥中心，对方说要把我们分散到各个地方去。

　　23日晚，劳教民警把自己的帐篷让给了我们住，当时他们的环境也非常差。那天，我们洗了一个很舒服的澡。在灾区，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摘下口罩，向灾民露出微笑

　　5月24日早，指挥中心让我们拆成两支队伍，分别赶赴安县的两个灾民安置点。

　　登上开往安县的汽车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要出征的战士。“所有的同志都必须进入救援状态，要与灾区人民同呼吸、共患难。通过科学救灾，把我们的心灵鸡汤做好。”陈达政委对大家说。

　　安县市区到了，那里的状况没有想象得那么差。楼房虽然有裂缝，但没有完全倒塌。马路旁边的空地上，搭建着各式各样的帐篷。

　　两个情侣疲惫地依偎着，远处一个女子表情痛苦地躺在丈夫腿上，旁边一个老人怀里3岁的幼儿在哭泣……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与受灾群众接触。

　　在安县疾控中心旁边的空地上，我们决定安营扎寨。当地的劳教局给我们解决了2个帐篷，男女各住一个，最高峰时，13个人住一个帐篷，加上背囊，里面挤得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安顿好后，我们在帐篷外竖立起了“广东省劳教局心理辅导队”的大旗。

　　5月25日清晨，我所在的队伍赶到了安县黄土镇灾民安置点。让大家高兴的是，我们被拆开的另一支队伍也在那里，大家又在一起了。

　　远远地，我看到一大片蓝色帐篷。进入安置点，飞扬的黄土夹杂着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下车时，对戴不戴口罩的问题，大家产生了分歧。考虑到大家的安全，我决定让大家先戴上了口罩。

　　在当地医务室，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叫李丽(音)的护士。她说，这里安置了3000多名灾民，让我们自己走走看看。

　　那里聚集了河南、唐山等地的志愿者。我刚走进帐篷区，一个穿迷彩服的志愿者的洪亮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你们自己都不努力，别人怎么能帮得了你呢？”后来了解到，他是个退伍军人，看到电视报道，就直奔灾区。他说，灾区有不少男人，但有的人不愿搭建帐篷、搬运物资。“建设家园得靠他们自己。”对于他的说法，我表示赞同。

　　9时30分，我让大家2人一组负责2排帐篷，去做摸底工作。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是心理咨询工作的关键。我告诉大家一定要面带笑容。此时，很多人已把口罩摘了。

　　志愿者也有心理创伤

　　在一个帐篷里，我遇到一对70多岁的老婆婆、老爷爷。老婆婆告诉我，她走了半天才从山里走出来，“是解放军叔叔背我出来的”。我听得很清楚，从老人家嘴里说出的是“解放军叔叔”。

　　很多灾民想和我们说话，他们需要倾诉，但没有机会。

　　“我们要是有个工作站就好了。”同事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立即去联系指挥部。因为我们是第一支进入黄土安置点的心理辅导队，加上当地马上要成立帐篷爱心小学，很快，他们就协助我们在医疗帐篷旁建立了工作站。5月26日，我们对工作站做了精心的“装修”：用彩色的拼图把地面装饰起来，会画画的队员还在帐篷上画出了森林公主、米老鼠等各种卡通图画。

　　下午，大家把收集的情况进行了汇总：灾区孩子最关心上学问题。老人和女人的倾诉欲强烈，他们普遍感觉这里不是他们的家。摸底显示，很多灾民表面上看着轻松，但从心理学来讲，这场灾难让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家园、学校，他们不可能不伤心，所以我们决定以陪伴和倾听为主，鼓励当事人把憋在心里的悲伤说出来甚至哭出来。我们无法做大范围辅导，只好选择先从孩子开始。

　　志愿者建立的爱心帐篷学校开课了，在交通非常不便利的情况下，志愿者弄来了学校所需要的地板、书、玩具、桌椅。

　　安置点的300多名学龄儿童，从幼儿园到高一的学生都有。学校把我们安排到每个班级当心理辅导老师。其实，每个班级只有两个老师，班主任和我们。

　　我负责学前班孩子的心理辅导。开学时，学前班来了30多人，最小的只有1岁。一会儿有孩子要妈妈，一会儿有孩子要吃的，一会儿有孩子要上厕所，我非常吃力地为他们忙碌着。

　　刚开始，很多老师都不理解我们的工作，他们不希望我们勾起孩子对地震的痛苦回忆。学校的老师都是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这些志愿者心里也积压了太多悲伤，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心理上，他们都很疲惫。有时候，他们情绪会很激动，爱发脾气，我知道这也属于一种心理创伤。

　　快乐表象下的儿童

　　5月26日，我们对在地震灾害中心理伤害较轻的孩子开始了团体辅导。12名年龄在8～13岁之间的孩子，父母平安健在。团体辅导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我的名片”，第二环节是“反口令”，都属于破冰游戏。

　　在“我的名片”环节，我让孩子们在卡片上写自己喜欢别人对自己的称呼和代表自己的图画。其中一个孩子在纸片上写的是“成乌龟”，对于这个名字，大家都笑了。我要保护这个腼腆的孩子，就对大家说：“大家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吧，故事里的乌龟谦虚、努力，最终获得了胜利。”孩子们不笑了，“成乌龟”也对自己的绰号充满了自信。

　　“我的名片”，目的是让孩子们相互认识和了解。同伴的感情和交往很重要，特别是这些在地震中失去同学的孩子们会产生很大的失落感。在团体心理辅导中，同伴的互动对心理恢复有很大帮助。同样，叫孩子们按指令做反口令的动作，比如叫他们站立，就要反应出坐下，也是让他们在愉快的气氛中放松身心。

　　第三个环节，我让孩子画出自己心目中的“人、树、房”，并在上面写上自己想说的话。孩子们的画里有倒塌的房子、密密麻麻的树木、拄着拐杖的人……

　　他们写得大多是对地震的感受：“我要飞往太空”、“希望没有大地震”、“世界和平，没有地震”、“地震让我的家没了”、“地震让我找不到朋友”。一个孩子画了一个倒塌的房子，上面写着“丁丁，你在哪里？”丁丁是他的好朋友。

　　他们乐观和开心的表象下，原来隐藏着这么多痛苦。

　　我知道我可以帮助他们

　　5月27日，一个志愿者跑进我们的“快乐大本营”，她是一名老师，她的爱人是警察。“我该怎么办？你们快帮帮我，孩子从发生地震到现在老是吐口水！女儿见不到我，就骂我是坏妈妈、野妈妈……”她红着眼眶说。

　　她的女儿亲历地震需要安慰，父母却无法给予。可能不经意吐了一次口水，母亲很紧张，她就形成习惯，希望妈妈多注意自己。

　　经过心理疏导，这名志愿者把女儿从别处接到了爱心学校。她的女儿知道妈妈对她的爱，也理解了妈妈的行为。现在，女孩成为班里的女班长。

　　5月28日，我们对孩子们开展了第二次团体辅导。在“我是谁”的游戏里，我没想到孩子们会写出那么多的答案。一个8岁的孩子写了6个答案，最多的孩子写了46个答案，“我是云”、“我是‘快乐大本营’的一员”、“我是蚊子姐姐的朋友”(蚊子姐姐是孩子们对王慧敏的称呼)。

　　在画一幅“我的一家人”的游戏里，我发现很多孩子喜欢用心形把一家人圈起来。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对父母的依恋。虽然他们的父母都健在，但有的在外地打工，有的将要出去打工。

　　今天我留给了他们一份家庭作业，就是让他们回家向家人大声地说：“我爱你！”我们做团体咨询的目的除了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外，还要让他们自己形成一个互相支持的体系和新的社会秩序。

　　随后，我让孩子们写下最喜欢的人、地方以及爱做什么、吃什么。孩子都很开心，他们说自己还有这么多喜欢的东西。但当我让孩子接着写不开心的事情时，他们的情绪低落了，有的孩子的眼圈发红了。

　　为了缓解他们的痛苦，我对孩子们说，我们到旁边的河边把这些烦恼叫出来。

　　在河边，我对孩子们说，你们看这些野生的植物，没有人给它们浇水、施肥，但它们还是长得这样茂盛，我们也可以变得坚强。

　　我让他们每人去选择一个植物，把它当成最好的朋友，将自己的烦恼讲给它们听，我则在远远的地方等他们。

　　最后，我们回到帐篷，一起唱起了《感恩的心》和《明天会更好》。通过游戏，我看到了孩子们花朵般的笑容。

　　6月4日，广东省劳教局施红辉局长从广州赶到安县灾民点看望队员，和我们一起包饺子，还给我们带来了慰问金。灾难虽然无情，但我相信有了我们及所有中国后方的支持，孩子们一定会长久地保持笑脸。

　　(王慧敏：广东省劳教局心理辅导队队长、安县黄土灾民安置点帐篷小学心理辅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