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刘炎迅

　　这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任时饱受争议，离职时舆论又痛感惋惜

　　“我做这事已经5年了，一切变化都在意料之中。”一年前，王旭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如今，变化发生了。这个在过去屡引争议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卸任旧职，转赴语文出版社担任社长。

　　7月18日，王旭明对媒体表达自己离职感言时，用了一个词“欲哭无泪”，又一次引起争论。“新闻发言人”王旭 明的最后一步，又踏在了“新闻当事人”的鼓点上。

　　“别再和记者说了”

　　7月21日，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北楼927房间，王旭明依旧坐在这间办公室里。

　　桌上的电话和手机不停在响，他不得不双耳同时接听。

　　“太忙了，不好意思，你再等会儿。”王旭明不时会从两部电话之间抽出身，笑着表示歉意。

　　“之前有媒体说，我会在18日赴任新职，其实不是这样的。”一阵密集的电话接听之后，王旭明终于空闲下来。

　　“按照规定，正式赴任那天，会有教育部的领导到场，有一个就职仪式，现在还不好说具体时间，等领导安排。所以 我还坐在这里，外面有人就以为我是赖着不走。实在冤枉了。”身着白色衬衫、深色西裤的王旭明拿出珍藏的茶叶，砌了一杯 茶，“来，喝口水。”他周到地招呼。

　　电话又响了，是一位多年的好友，从天津打来， “和记者聊天呢，”他在这边说。“别再和记者说了，你还不够热 啊，有人说你像个小品演员呢??像韩乔生??少说点吧，以后还有机会上升。”那边好友劝诫着。

　　“欲哭无泪”别想深了

　　王旭明的办公室内，已经显示出搬家的模样，有些凌乱，靠墙一排书橱里，已经空空如也，所有的资料书籍，都被压 缩在地上垒起很高的纸箱里。

　　“原来可不是这样，你若早几天来看，我这办公室就像个资料库，柜子里书橱里，都是报纸和书籍，整齐地放着。”

　　现在，能看出一点整齐端倪的，是挂在立柜一侧的几件花衬衫。办公桌下，齐刷刷放着3双皮鞋和一双拖鞋。办公室 里摆放的几张王旭明的明星照显示出他平日对自身形象的严格要求。

　　办公桌上，一打文件，7、8支笔码放在一起，那捧已经枯萎的百合花放在当中的位置，很显眼，“前几天记者朋友 送的，我舍不得扔掉。”

　　“现在很多人都在追问我，‘欲哭无泪’是什么意思？”王旭明笑着说。“没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哭又流不出来。” 十年来，他一直在教育部办公厅任职，5年前，他多了个 “新闻发言人”的头衔。“我现在这段时间都尽可能到办公室来， 喜爱留恋嘛，又必须得走。”

　　“我觉得我使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词，??没有什么深意，我知道，你们非要挖掘出另外一层意思。”

　　我的“奇谈怪论”和党的政策一致

　　“我是一个奇迹吗？”王旭明自言自语，他知道外界有此说法——他这样满嘴个性语言的人，在新闻发言人的位置上 竟然做了5年，不可思议。

　　“立场是政府的，语言是自己的。非常简单，就这10个字。但做起来，非常难。”王旭明坐正身体，“最大的阻力 是自我，我傻，但是没有傻到不懂得官场的基本运行规则。”

　　“但正如我在那首诗里说的，既然选择了这个舞台，就要把一种美丽心境携带。”王旭明喜欢写诗，那天有记者来找 他，希望他能在离职之际写一首诗表达心境。王旭明并未推辞，当晚就写成。第二天，这首名为《舞台》的诗就发表在了《中 国青年报》上。

　　“我在诗里用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当然是海子的诗。我以前是学中文的，我真的很喜欢海子，我认为，在 中国，真正的性情诗人很难得，海子就是一位。”

　　“一个官员，一个新闻发言人，不能只讲官话，这是职业素养中的基本一条。”过去的时光里，王旭明由于他的个性 语言饱受争议。“我也矛盾，是照本宣科念文件，还是冒着风险用自己的话去表达。如果照本宣科念文件，言词是准确了，但 传播效果只有10分，满分100，而我那种稍稍不够严谨的表述，传播效果是90，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记住相关政策， 我宁愿选择后者。”

　　“我觉得，用个性化的表达，是加强传播效果的规则之一，我那些所谓的奇谈怪论，其实都是和党的政策一致的。”

　　投白岩松一票

　　对于如何当好一个新闻发言人的问题，王旭明总会引用陆游的话，“如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要熟知这个部门的政策，它的历史、变革等等，还要熟知这个部门的人员和领导，还要有必备的知识积累。”王旭 明说，他平时喜欢看《读书》、《博览群书》和《新华文摘》。“每天8点来5点走，像一般的公务员那样，是不可能做好一 个新闻发言人的。”

　　“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名校生养猪论”??几乎每次，只要他出现、说话，都 会被媒体、公众抓住尾巴，大肆批判，有人称他是给教育部“添堵”的官员，有媒体甚至曾公开发时评长文，要求王旭明辞职 。

　　“我之所以尽可能接受采访，那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官员，都应该有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王旭明认为，在中国， 新闻发言人的职业化不够。“新闻发言人要有准入制度，我们现在很多新闻发言人都是同级政府官员转过来的，而国外都是有 媒体工作经验的。我们中国政府还没有新闻发言人，如果将来设立了，如果让我以一个公民来投一票，我投白岩松。”

　　“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比如这次离职，他们都会打来电话，问搬家需要车吗，需要招呼一声。再说我父亲，已经8 0多岁，还说要来帮我搬家。”

　　“我父亲也跟我说，让我收着些。我不会和父亲辩解什么，也不会和好心来劝的朋友解释什么。我很敬佩有个性的人 ，比如仇和，比如李金华，包括我们的吴仪，我们曾经的朱 基总理。”

　　我的民主意识只有60分

　　“我觉得和别人辩论，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记者提问尖锐，喜欢讨论激烈。对我是挑战，更刺激。当然，这也是一种 民主意识。”王旭明说。

　　他开过无数次的会，不止是新闻发布会，与会者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我们说民主啊，有时候很空的，如果说民主 该从什么地方做起，我认为应该从改变会风做起，不念稿子，行不行？基本上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都识字，把稿子 一发，然后大家讨论，不就民主了嘛，只有讨论才是民主的开始。”

　　“你能给自己的民主意识打多少分？”面对提问，王旭明斟酌片刻，“这是个实践，尽其所能地实践，如果打分，说 实话，60分，这个就算我自恋也不敢打高分。”

　　中国官员体系的升迁逻辑相当复杂，很多人猜测，王旭明此番是明升暗降。“我不能阻拦他们这样去想，这不是个人 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难忘的5年

　　“如果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在铁路一线的工作经历，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没有当过医生、护士，教育部的新闻发 言人没有当教师的经历，那他们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多多少少会有些欠缺。”王旭明曾经做过7年语文老师，又做了多年的教 育记者，他觉得自己既了解老师和学生，又了解媒体，同时还了解国家政策。

　　“2004年，我们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举办32场，创下当年部委中新闻发布会的纪录，别小看了这个。”

　　王旭明总会举个例子，SARS的时候，他是指挥小组的成员，“那段时间，坐地铁，一个人坐一截空车厢。大家都 害怕，都不敢出门。”这让他感到，及时而准确地发布信息，对于疏解公众的集体情绪非常重要。

　　“2004年我们实现了(新闻发布会)量的突破，2005年，我感到在保证量的同时，要满足不同记者的口味， 那年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品种，包括做节目，到网站做客，写文章，开记者招待会、吹风会、采访对象和记者的见面会，等等 。”

　　“2006年，在国务院新闻办和教育部党组的大力支持下，又和卫生部、公安部一起，推出了定时定点的新闻发布 会，教育部每月25日下午3点，雷打不动，礼拜六、日顺延，到目前为止，26场，这对于我来说，可谓是烤了一层皮，每 次都是直播，这26场，是制度的保证。”

　　“有事没事，新闻发言人都在这儿，面对媒体，面对公众，有些人还不能理解这种形式，认为这样太僵化，‘我有事 就说多好，灵活掌握多好，’但我要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保证，这26场发布会，至少砍20场，这就是形式对内容有相 当大的作用。”

　　2007年，国新办又推动国家发改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食品药品监督 局、知识产权局、国家气象局、保险监督委员会、北京奥组委和重庆市12个部门和地区开始每季度或者每月定时定点地发布 新闻。

　　王旭明指着一块写有“助学政策助我成才”的牌子说：“很多人给我写信，上不起大学怎么办，很多媒体报道学生上 不起学上吊自杀，喝农药。就是因为这项政策没有深入到老百姓当中去。”

　　于是2007年，他率领采访团，还有财政部、教育部的官员，以及制定这项政策的官员，到甘肃的革命老区，宁夏 的固远，中国考生第一大省河南等地，宣传政策。

　　“第一次把新闻发布会从教育部搬到了乡镇，搬到了学校的礼堂，学校和老师真的喜欢啊，真欢迎，贫困学校的那些 学生真的不知道这项政策怎么回事，问了大量的问题，问问题之细致，远远超过记者，关系他的切身利益啊。”

　　“我特别感动，一个老红军，从很远的地方赶到现场，80多岁了，拉着我的手说：‘我感到共产党又回来了。’”

　　记者朋友写的“悼词”

　　采访中，一家报社的两名记者推门进来，送上一大束百合，王旭明很高兴，把花放在桌子中央，而原先枯萎的那捧， 依旧放着。来客走时，王旭明坚持送到电梯口。

　　“5年的新闻发言人，感受最深的，还有来自媒体朋友的关怀。”当王旭明调任的消息传出，7月18日当天，他接 到150多条问候的短信，晚上回到家，他一一回复，“真的流泪了”。

　　那天，《中国青年报》社长还亲自带领了50多个记者，为王旭明举行了一场送行会。欢送会上，一个记者唱了一首 现编词的《十年》。“每次感动得想哭时，就把话筒交给一旁的主持人。”但是后来，王旭明的眼泪还是喷涌而出，那是看到 一干记者递上特别为他印刷的珍藏版报纸特刊，“专门为我排版印刷，只此一张，多不容易。”

　　整整两大版，全是回忆王旭明的文章。“本报沉痛宣告，我们的朋友王旭明，今天正式卸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一职? ?消息传来，举社同悲，所有中青报人的心情陷入了无比的悲痛和沉重之中，??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 旭明开心地念着。“跟悼词似的，太幽默了??这表达了他们对我的一种情感。”

　　“我是一个回民，多年后，我土葬时，我要带着这些朋友的关怀。”王旭明说。

　　想看我就打开电视吧

　　“我一直处于风口浪尖，聚光灯下，对于我的生活，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有某种影响，于我个人而言，马上到一个 清净的地方，养情怡性，挺好。”

　　前一天，王旭明主持的《文教》节目开播。“你是节目播出后来采访我的第一个记者，我最激动和最高兴的心情，就 是昨天的节目带来的，首播了，反响很好。”

　　“昨晚10点半，中国教育电视台，今天下午2点半重播，我想以后除了节目，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接下来我的主业是社长的职位，做电视节目只是业余。”

　　“是不是说我不甘寂寞，因此去做电视节目去了，或者说我找挣钱的出路？”王旭明自己解释说，做节目的动因缘于 2007年的那次西部行。

　　“当时回京的路上，我就在想，2008年，我哪怕天天开新闻发布会，满打满算也就360多场，如何更好地把教 育政策告诉民众呢？”

　　他分析了一下中国国情，“最大的现实还是没有文化的人多，让他们上网不行，但他们可以看电视。”

　　“我们国家，我们政府，有许许多多好的政策，淹没在文件中，淹没在会议中。人们往往关心的是负面的东西，政府 敢不敢说，突发事件政府敢不敢说，这个关心很有道理。但我更关心的是，好的东西怎么说。”王旭明认为，好的东西，不是 新闻联播，不是人民日报头条。“好东西怎么说好，需要多种形式、多种手段和途径，我真的是在做这样的尝试。”

　　王旭明把自己的那档节目定位成“大型教育政策讨论节目”。“找到像我这样合适的主持人人选很难。和其他主持人 相比，我觉得不差。”

　　“我原来在位的时候，是专业的政府政策宣传员、解说员、传播员，马上我不在位了，也要当政府政策的业余宣传员 。”

　　“你们还想看到我，就打开电视吧。”